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年是公元1990年。
命运残酷的惊雷炸在父母的头顶上
磨难才刚刚拉开序幕。
父亲活到1990年止已在农村劳作了几十年,他发现在他人生的第三十六年里家里这几亩地再怎么辛苦也种不出宝来,而且几亩地养几个食欲大增的孩子越来越困难了。他开始苦闷了,想重新寻找生活的出路。于是父亲对母亲说,我们被这几亩农田困得这么紧紧的,想动一下身子都不行,反正都是穷,穷也要穷个轰轰烈烈,不如把所有的家产变卖了咱们到城里闯一番,管它是生是死是富是贫。
那时家里仅有两头水牛,两头养得肥肥壮壮的家猪,其它的还有几只鸡鸭什么的。父亲统统把它们都卖了,一个不剩,手里顿时就有了两千块钱,这是一个6口人的家十几年积下来的所有财产。
父亲雇了一辆拖拉机来装家具,却发现并没有什么好装的,家里的那张床实在是太破了,一拆开就要成为烂木板,不如不拆,干脆就多装了几块木板和石头,到时木板一搭上石头就立即成为几张床,任一家男女老少分开来睡觉了。
我们一家人来到的这个县城叫屯昌县城,就在海南的中部。父亲最初的想法是在城里摆个小摊卖点杂货,母亲在家里再帮人家加工点什么东西的,再加上家里人平时省吃俭用,这样一年至少也能积点钱财,过个三五年在城里买个房子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老天爷真是太会开人的玩笑了,当我一家人搬到一个破房子住下的第二天,我就发现我的嘴巴不能张开来吃饭了,肚子里好像有一股风在不停地往上冲,让我痛得滚在床上抽搐个不停。我病了,我是家里第一个倒在了陌生的异乡,并给家里带来了灭顶之灾的人。
奶奶也从老家赶来看我了,她和父亲一起请来了个巫婆给我看病,巫婆闭着眼睛念念有词说我有鬼上身,只要吃了她的符过了今晚就好。但我肚子的那股风越冲越厉害,有好几次几乎让我昏过去。我狂叫着叫父亲送我上医院,父亲不肯,他是心疼手里仅有的一点钱。
到了天亮的时候,父亲和奶奶终于同意抬我进医院了。医生检查,原来我得的是中耳炎引起的中风,我的耳朵不知怎么回事进了水,然后就中风了。医生对父亲吼道,你是怎么当父亲的,再过两个小时你儿子就没救了!一句话说得父亲冷汗大出。
我住院就花了1000多块钱,这时家里只剩下几百块钱了,原来想做小生意的本已经没了,一家人被打乱了原先的梦想,只好不摆摊了,在家里给人家加工点货物赚点柴米钱。到了开学时,小弟和小妹进了郊外农村的学校,上学要跑好几公里,我还没完全病好,被迫休学。大弟王富辍学了,原因非常简单,他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卧床不起了。父母把他送到医院里一查,问题原来不是出现在那一跤上,而是大弟的右腿上出了毛病,骨骼像是被蚂蚁咬过一样,已经空了一半,可能是骨癌。医生说动手术至少要3万块,而且还要截肢。但我弟连坐轮椅的福都没有,家里这时是根本没能力让他进医院治病的,他只好乖乖地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都要父母来照料。我的病再加上大弟的病,像两个突然从天而降的大雷狠狠地炸在这个脆弱的家的头顶上,父亲母亲这两棵大树已经被烧伤了大部分,这个家也从此失去了它雄起的机会。
1994年我读完初中,病好回到老家和奶奶一起住继续读书。我所读的那所镇中学只能培养一些会抽烟喝酒打架的学生,到最后还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红色的毕业证。我当时中考落榜是意料之中之事了,并没有什么好伤心的。我拿着那张初中毕业证对父亲说,我要出去打工赚钱,我没有你那么有才华,考大学的事就交给弟弟妹妹去完成吧。父亲听了,只好默默无语的抽着烟,算是同意了我的想法,反正9年义务教育我已完成了。
拿着那张单薄的初中毕业证,我想我能做什么呢?我才17岁,而且长得不健壮。我从小喜欢经商,我想我就出去当个商人吧。于是我提着父亲从街头上花几块钱给我买来的公文包,带着50块钱就出去闯了。
我首先来到了建在琼山市永兴狮子岭开发区的奥克啤酒厂,这个啤酒厂在海南是一家有名的合资企业。我冲进了办公楼对里面的人说,请问厂长在吗?坐在里面办公的人都惊奇地抬起头久久地看着我,看我那一身不伦不类的衣服,还以为是个街头小混混呢。有一个女的问道,你找厂长有什么事?我说,你们厂不是要收酒瓶吗,我想和厂长谈一笔生意。那个女的才松了一口气说,你到车间里去找主任吧,他主管这个事。
车间主任是个温和的内地人,大概已有50多岁。他带我逛了整个车间才和我谈生意。他说,你现在有多少酒瓶子?我说,我正在好几个点收购,但不知你出的价格是多少?主任说,我们的价是定死的,3毛5一个。我算了一下,如果我自己到乡下的垃圾站去收购最多2毛一个,再扣除一些车费什么的,那么一个来回我就赚一毛钱一个酒瓶了。我说,主任,如果酒瓶子给你了,帐是不是马上给我结了。主任又微笑着说,我们一般是至少一东风车的酒瓶子以上才会收下,帐是厂里会计科划到你的银行帐户上去的。
我又回到家里对父亲说,给我借几千块钱吧,我要做大生意了。父亲手里是没什么钱的,在屯昌人生地不熟的,哪能借得到钱。他说,你要创业就自己去借,我没钱。我只好到处找人合伙收酒瓶,一下子可以赚上上千块,这种事哪里找去?可是竟没人愿意听我这个17岁的小毛孩的话。最后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去收购几万个酒瓶子换大钱的梦想。
94年夏天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年。我接着在海口奔波了好些日子,最后在海南大学里找到了一份印刷厂业务员的活儿,马上就可以上班。可是当我回到家对家里说这个事时,父亲对我说,你还小,再回去复读初三吧,尽量考个中专之类的。读书?我对这个不错的想法动心了,这些日子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在社会上混出个模样来,首先必须有高学历和真本事。我想了想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父母的要求。
按道理,初三毕业生是不能复读的,但是镇上那所中学为了升学率和名气就招了个中考落榜生复读班,搞了一些假证明让我们顺利地去参加中考,这种现象在各个乡镇中学早已是见怪不怪了。95年,我6科成绩平均每科90分,这一次上市重点高中是不成问题了。我是不想上中专和中师的,为了应付父母和爷爷奶奶,我也只好填了一个中师。阴差阳错,我超过了琼山中学10多分,但海南临高师范学校提前录取了我,要我交12000块的钱成为它的一名自费师范生。全家人及全村人都为3年后那可靠的小学教师稳定的工作动心了,他们研究了一个多月,最后得出结论说,花12000块去读这种学校值得。我拼命地反对,一定要上市重点中学。家里人却说,要读高中你一个人出钱去读,上中师第一能保证以后有工作,第二还有保送上大学的可能,想上大学到时再说,你能保证你读完高中就能考上大学吗?
家里人开始为我那笔高额学费而到处找人借钱和卖牛卖猪。农村人就是这样,送一个子女出去读书唯一做到的就是变卖家里各种值钱的东西,一将功成万骨枯!奶奶家里那时有几头牛,卖了只留一头来种田。父母也在屯昌和村子里到处找人借钱,到了最后终于凑够了那个天文数字12000块钱,我上了海南临高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