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民族服饰文化之断裂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可是他们毕生都没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汉族从来就没有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色。其实，汉族不但有民族服装，而且，汉族的民族服装还非常有特色，其显著特点就是宽衣大袖。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的重要象征。汉族服饰，以下简称汉服，从传说中的上古、三代一直延续到“甲申之变”（1644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服饰之一。但可悲的是，经历清王朝的统治，汉族也变成今日世界上，惟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古老民族。 　　　　 　　　　 　　　　 　　　　1644年，“甲申之变”，清军入关，“定鼎燕京”。清王朝入关之后，继续推行“剃发易服”令，以武力严令汉族人民按照满族的习俗剃发易服，即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在此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清统治者以剃发、留辫当成是归顺清廷的标志，“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而蓄发、束发则成为汉人捍卫民族文化千秋祖业的象征。“一旦持剪刀 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 清统治者推行的剃发易服令，遭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对，纷纷挺身进行斗争，清廷随之遣兵，进行残酷镇压，“嘉定三屠” 就是这么来的。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清王朝采纳了明朝遗臣“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的金之俊的建议，实行“十从十不从”的措施，规定： 　　　　 　　　　 　　　　“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儒从僧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婚姻不从，国号从官号不从，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 　　　　 　　　　 　　　　一、“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女子学梳“两把儿头”或“燕尾头”。（清代满人称旗人，汉人称民人，但旗人不完全等同满人，除满八旗之外，还有蒙、汉八旗，但不占主导。）汉女子还因此保留三寸金莲的陋习，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纷纷效仿，以之为美。 二、“生从死不从”：这条即“生降死不降” 活着时穿旗人服饰，死后则穿明代服装，人死入殓，还是用明朝的装束。 三、“阳从阴不从”：即“生从死不从”，阴世的事，象做佛事超度之类，仍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 四、“官从隶不从”：当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官差，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代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的“红黑帽”打扮。 五、“老从少不从”：孩子年少，不必禁忌，但一旦成年，则须按旗人的规矩办。 六、“儒从而释道不从”：即“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 在家人必须改穿旗人的服装，并剃发留辫。出家人不变，仍可穿明朝汉式服装，因此和尚、道士至今仍保持着传统的汉式服装。汉族服装由此变成和尚、道士的“制服”，甚至持续到现在。七、“娼从而优伶不从”：娼妓从，戏子不从。戏台上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饰没法演。 八、“仕宦从婚姻不从”：即“男从女不从”，也是指服饰。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礼服，女子则依旧穿明朝的礼服，即所谓的“凤冠霞帔”。 九、“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明朝改清朝，但官号照抄明代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等。 十、“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跟汉语不同，清政府“钦定” 的“国语”是满语而非汉语，不过后来汉语还是占据了主导，连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汉文，说起汉语了。 这一点有限的让步，终于使某些汉族明代服饰得以保留，残留的汉族服饰，因为受到统治者主流服饰的冲击，亦逐步“满化”。但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和尚、道士和古装戏曲那里见到汉式服装的残迹。 　　　　 　　　　 　　　　清统治者的剃发、易服令是极其严厉的，任何按规定不剃发、不换装的人，无论他是谁，他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要么出家当和尚、道士，要么“生从死不从”：死后可以按照汉服的样式入殓。剃发令下，原陕西河西道孔闻謤上书奏言. 　　　　 　　　　“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贤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逢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或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 孔闻謤谨小慎微、言辞委婉的搬出孔子的大招牌，想抵挡一阵子，结果照样碰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生之时者，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着革职永不叙用。” 　　　　 　　　　孔闻謤认为，“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华夏民族之所以为“礼仪之帮” ，除无形的文化精神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冠服！中原士人历来把衣冠服制的差别视为“华夷之辨”在外观上的重要标志。可见，清统治者表面是“尊孔崇儒”，实际上，不过是“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 铸造奴化的桎梏，禁锢的工具而已。对孔闻謤，清廷算是比较客气，“姑念圣裔免死”，把他杀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摆“崇儒”的高姿态。对另外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杀无赦”。 　　　　 　　　　 　　　　有人以为，“剃发易服”是明朝降臣孙之懈给清廷出的主意，是以罪不在清贵族，而在这个汉降臣，此说不见于正史，（1647年，山东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攻破淄川，执孙氏，虐杀之。据说是因其人曾向清廷奏请下剃发之令，引发民愤故也。当然，孙之懈、李若琳这一类率先剃发、换装的汉降臣，其罪固不可赦，但毕竟还是人微言轻，根本原因还在清贵族摄政王“和硕睿亲王” 多尔衮。见附录一。）若果真有，也不过是给清贵族找一个“名正言顺” 的台阶下，“剃发易服” 本来就是清王朝既定的“国策”，有没有人出面“奏请”，头发也是要剃的、衣冠也是要换的，只是推行的方式和策略而已。早在满清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 　　　　 　　　　“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达海 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置重罪。”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背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 。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 “汉化” ，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要！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 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 “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 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估计“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传统汉族皇帝的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 　　　　 　　　　因为这是清王朝既定的“国策”，因此，清军在入关之前统一辽东的战争中，每攻陷一城，则强令当地的汉族居民剃发、易服。一有招降、来降的明朝降臣叛将，诸如孔有德、尚可喜，祖大寿、洪成畴，则“令其剃发，以坚其心”，包括吴三桂，也是先剃发、易服之后，才和多尔衮“白马祭天，乌牛祭地” “歃血为盟”。清军入关之后，情势为之一变，一方面，梦寐以求的中国统治权终于到手了，但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怎么进行统治，原有的针对辽东汉人的“剃发易服”政策是否继续全面推行，抑或改从汉制？可选性有三种，一、改从汉制，进行汉化，走鲜卑、契丹、女真的老路，这个不可能，清贵族已有“祖训”在先，而且，前者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一条不归路。二、以汉法治理汉人，衣冠服饰悉从其便，汉人着汉装，满人着满装。对前者，以汉法治理汉人，清统治者接受、奉行了，康熙帝玄烨说的非常清楚“自古平汉人之策，当以汉治汉”。（鲁迅先生对之亦有深刻认识：“他们（指康雍乾）是深通汉文的异族君主，以胜利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与人情，有鄙夷，也有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但汉人着汉装，满人着满装就要大打折扣了。清王朝入关统治中国，大不同于历史上其它的改朝换代，对广大的汉族民众来说，无疑是“异族”统治。１７世纪的中国人还不可能“进步、超前”的“觉悟”到“超越民族正统论” “维护民族团结”之类，明代中国人对后金（清）的认识，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仇杀过半个世纪的“鞑虏”，对努尔哈赤，明人始终以“奴酋”称呼之。加之清军入关之后的凶残、暴虐，传统上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使得汉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来政权。尽管清贵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暂时维持统治，但要汉人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异族政权，恐怕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心理隔膜、排斥，直接关系着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万人仇恨的目光，清贵族和清廷统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实。因此，必须致力于“同化”，获得汉人的认同，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 　　　　 　　　　 　　　　“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之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外观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当剃发令的血迹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时，汉人就不再把满清看成是从塞外入主中原的夷狄，不会萌发欲将其驱离的念头。这样满清就安然渡过五胡、契丹、女真未能逾越的深壑。” （摘自佚名《清初汉族人民反剃发斗争的悲壮昭示》） 　　　　 　　　　这样，全面的强制性推行剃发、易服，就成为惟一的必然选择，清统治者也深知其中的奥秘，因此，为推行剃发、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 满装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猴尾巴辫子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了。实际证明，清统治者的这一手段也确实大大的“深谋远虑”，清初的北京居民见到身着汉式衣冠的朝鲜使臣，还痛哭涕泣，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正宗”。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更有大批以忠臣自居的遗老遗少“奉豭（豭：公猪 音jia 同“颊”阳平）尾为弘宝”（把猪尾巴当成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不肯剪辫子！“历史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马克思）再到现在，马褂、旗袍满天飞，全国老百姓热捧辫子戏，举国若狂，不说也罢。 　　　　 　　　　 　　　　 二、清一代反复较量的发式、衣冠 　　　　 　　　　清初，降清的复社文人陈名夏因私谈“留发、复衣冠”，最终以清廷内阁学士的身份被处绞，以后在清廷供职的“南人”就没有人敢提“留发、复衣冠”的问题了。据揭发者 清廷内院大学士汉臣 宁完我奏称，被劾者陈名夏“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陈名夏宣言“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这一二事，就是“留头发，复衣冠”。并且称这是“第一要紧事”。 宁完我又认为“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 宁完我是“天聪”朝的旧臣，对“先皇”的谆谆教诲，铭记于心，继续宣讲皇太极的“训诫”。而陈名夏的议论，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所以被绞杀也在预料之中。 陈名夏是忠于清廷的，他向同僚宁完我鼓吹“留发、复衣冠”，从根本上说，也是为清王朝统治的安稳着想，本以为是统治者内部讨论政务，不想清贵族丝毫不理解他的“衷心”，不但不允许，还要了他的命。 　　　　 　　　　 　　　　 　　　　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又以蓄发、复衣冠相号召，指斥清统治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云云，不过吴三桂自私自利、反复无常，叛国弃义、为虎作伥，为异族统治者充当鹰犬，张其角牙以覆宗国的汉奸面目早已为世人知晓、鄙弃，拉拢不到太多支持者，终究不免败亡，且殃及子孙。 再者，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 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不许，足见清王朝在辫发、衣冠问题上的坚决程度：在其统治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誓死剃掉最后一个人的头发，誓死换下最后一件汉装！而清初的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移居、避难到朝鲜、日本，也不过“只为数茎发”。

清王朝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尽管全国老百姓都被迫剃发、换装，但残存的反抗、抵触意识并没有消亡，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他们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衣冠文物”。乾隆中，江西抚州金溪县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抒发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被乾隆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为打击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拿他开刀，以儆其余“将其处斩，书版销毁”。 另，为预防满清贵族内部也出现同样的思想趋向，乾隆又把皇太极的“圣谟”抬出来当“整风”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极一样，“现身说法”。一天，弘历身着汉式皇帝的冕旒兖服召见亲王大臣，问是否像汉人，众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后答“皇上于汉诚似矣，于满则非也。”这话正中弘历的心坎，乾隆于是把“祖训” 大大称赞一通：“朕每敬读圣谟，（指皇太极关于恪守满式衣冠服制的训诫）不胜钦懔感慕，……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 又继续发表了新的“祖训” “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 “所愿奕叶子孙，维深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 可知，坚持满式衣冠，始终是清王朝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再者，亦可知，对满式发型、衣冠，清初至清中叶的一百余年来，并没有完全被汉人接受，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认可。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不过，这种情绪是潜在的，但没有消亡，一有机会就突现出来. 　　　　 　　　　 　　　　 　　　　太平天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蓄发，以此作为反对清王朝的标志。太平天国在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中说：“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清统治者历来对发式、衣冠极为敏感，就把太平军污蔑为“发匪”“发逆”“长毛贼”。到清末，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壮大，现代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清排满”的呼声日益高涨，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为缓和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缓解内外交困的趋势， 1906年，清王朝“下诏”称，准备“仿行立宪”，但还不肯放弃满式辫发、衣冠，拉那氏慈禧太后给“皇族内阁”又提出立宪原则，声称“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 这一点垂绝之前的挣扎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迨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通电全国，三百年前“剃发易服”的旧事又被提起“辨发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沿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 民国肇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下“剪辫令”：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就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孙中山等人把满清的辫子视为“奴性”的象征，务必将其剪除净尽而后快，辫子自然是必须剪除的，但为什么不恢复汉人蓄发、束发，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传统？可能革命党人思想比较西化，致力于宣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带、宽衣大袖在这个时候，大概也被视为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落后、愚昧的象征，而予以抛弃。 这些史实也表明，有清一代，满、汉民族矛盾始终存在，时而激烈，时而缓和，关于剃发，改换衣冠的斗争，不过是内在矛盾的外在化罢了。但清末的情形又大不同于清初，下台之后的满清亲贵全然不似当初汉人坚持 “头可断，发不可剃” 那样，更没有“头可断，辫不可剪”的“悲壮” 呼声。令人惊讶的是，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中毒至深的封建妖孽；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贵族虽然严令禁止汉族老百姓穿汉服，而他们自己，又在宫廷里偷着穿，现存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雍正、乾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而汉人老百姓在民间私穿汉服，却要被问罪砍头！这一切足以发人深思！ 　　　　　 　　　　 三、汉民族服饰之文化蕴涵及其在东亚诸国之源流 　　　　　清末的南社，还有许多文人之所以支持辛亥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成功、赶走满人之后，一切恢复“汉官威仪”，人们又可以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是实际并非如此，他们于是失望甚至反对。国父孙中山给中国人弄来“中山装”，这是根据日本的学生装改裁过来的，汉服从此失去恢复的机会，就这样消失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今天我们只能从和尚、道士、古装戏曲那里，窥见一点汉服的风采。汉服集中展现出汉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端庄、典雅，宽容、博大，仪态万方，也折射出汉族作为农耕民族的人生态度，即追求清净、悠闲的诗意式生活，穿着这样的衣服，吟诗做画，下棋抚琴，再“风雅”不过！再者，汉族服饰所展现出的那种宽容、博大的傲岸与洒脱，飘逸、出尘的遐想与梦幻，深度的自由与空灵，深深契合人性内在的精神超越与审美追求！汉服者，实乃高贵、典雅之华夏民族文化真正优秀、精粹部分之集中展现也！ 　　　　 　　　　 　　　　汉服在中国本土消亡了，但却在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生根开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制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谴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历史上的唐代汉服比较起来，稍显拘束、小气，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种宽容、大气、自信、傲岸的气派，这也是环境使之然，岛国之人毕竟没有唐代中国人那种宽阔的胸襟与博大的胸怀。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除日本的和服，朝鲜、越南的民族服饰也受到汉服的影响，朝鲜、越南立国上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和中国相似。（朝鲜、越南上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其中，越南古称交趾，或交洲，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国的直属郡县，公元939年，吴权建立吴朝，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国王、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不过造型显得小气而已，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礼数，不能超过宗主国。以汉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鲜、越南是六旒的。朝鲜的民族服饰至今还在延续，越南的民族服饰持续到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存留。清王朝统治中国之后，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逐渐减少，心理隔阂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鲜人，表面上，迫于清廷的兵威，按期前来朝贡；实际上，对清廷充满怨忿，背地里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满清的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374年。朝鲜人认为，清王朝统治中国，“华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华”自居。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满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袍”，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今天的“旗袍”和清代满族女子的旗袍比较起来略有变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用衣扣。 真正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被称为“和服”，而和汉人的传统服装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袍，反登堂入室，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认同。面对这种历史的捉弄，实在令人苦涩不堪！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偶尔翻看一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水浒传”，里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辫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绘制的征氏姐妹“打败”马援汉军的宣传画，其中的东汉官兵居然也拖辫子！晕！亚洲国家尚且如此，欧美洋人自不必说！可怕的是，中国的传媒还在拼命给国人强化这一印象，甚至许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辫子当成华夏民族的“专利”，如此数典忘祖，自我丑化，沦为万国诸邦之笑柄，呜呼！奈何？）另，前者，予尝见中南半岛之暹罗、缅邦，诸藏缅语族之古代民族服饰，皆有蓄发、束发，交领、右衽之类，是否为汉服远被异邦之流变者？若如此，则华夏（汉）服饰文化之流域，当不限东瀛、三韩、交趾三邦，亦应函扩至藏缅诸邦，是否如此，不敢贸然定论，待探讨。另，藏缅诸邦，汉唐宋明，累世以来，皆为华夏之藩臣，若大明一代，世镇云南之黔宁王印信、诏令可通达于彼。永历帝陷缅邦，暹罗王尚谴使以上千象军、战马予李定国，以助其复云南，并出万历神皇帝所赐之敕书、勘合，示不亡大明累世于彼之恩德，是以华夏衣冠、文物流于彼邦，想来亦不 　　　　　 　　　宽衣大袖的汉式服装，还有个好处，就是便于舞蹈，古人酒到酣处、情到浓时，“翩翩起舞”是非常普遍的，读读古典诗歌，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大概“风度翩翩”这一成语也是这么来的，宽衣大袖的汉式服装舞蹈起来，仿佛飞鸟展开的翅膀，因此汉服的大袖子也被戏称为“鸟翼袖”。有人研究认为，汉服的“鸟翼袖”源于古人渴求自由飞翔的上古崇天文化，具体尚待探讨。）现代中国人对汉人有一种印象，就是汉人天生拘谨、保守，没有载歌载舞的传统。其实，这一大半也是在经历清代之后形成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的打扮可能适合骑射，却不太适合舞蹈，这样的衣服，即使“舞”起来，大概也不会有多少美感。豭尾辫满天飞，跟滑稽剧差不多。一个史实就是，清廷入关之后，中国传统的宫廷舞蹈就濒临消亡，无法想象剃发垂辫、身着窄衣紧袖的衣服，怎么跳“霓裳羽衣舞” 这一类宫廷舞蹈，清代的宫廷宴乐舞，名为“扬烈舞”：“十六人身穿黄土布套，十六人身穿黑羊皮套，全都戴着面具，“跳跃掷倒”，代表正在狂奔的“野兽”；另有八人骑竹马，自两翼上，先北向叩一头，而后奔驰旋转，一八旗人装束的“猎人”上，向一“野兽”射箭，其余“野兽”表示降伏，代表武功已成。”这其实是表现原始狩猎生活场景的，名为“扬烈舞”，也就是激励旗人保持尚武、骑射的传统。 因为传统舞蹈的凋零，古典音乐也跟着凋零，中国传统的各种“雅乐”，经历清代，也丧失殆尽，至少当今中国是没多少人会了。比较之下，这些文物、典章，衣冠、服制，在日本、朝鲜还保存的相当完好，旧时典章、衣冠在别处，泱泱华夏，不若藩邦，悲夫！ 　　　　 　　　　 　　　　 　　　　附录一：清廷“定鼎燕京”之后，当时还没有占据全中国的野心，多尔衮下令剃发，有人认为这使得“南人闻风警畏，非一统之策也” 多尔衮说“何言一统？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耳。”可见，对于能否一统天下，清贵族这时还没有把握，在等待局势变化。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清贵族才有统一天下的决心，这从“剃发、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来。“定鼎燕京”之后下达的剃发令遭到汉人的激烈反对，连吴三桂也极力要求罢除剃发令，当时吴三桂自西至京，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而后向多尔衮劝请，当时吴三桂还手握重兵，再加上开关迎降有功，满贵族还是给一点面子的，剃发令因此一度停止实施。这个时候，清廷还担心自己立足未稳，害怕丧失人心，激成兵变、民变，所以暂时罢剃。多尔衮发一纸诏书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一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此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军占领南京之后，认为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民族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这回，多尔衮也不管汉人愿不愿意了，反正是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措辞非常严厉，结果必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四处疯狂屠杀。清王朝的辫子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至于孙之懈，不过是臣服在清贵族脚下之一小小降臣，贱竖仆役之类，何以能决军国大事？即使孙之懈上疏奏请剃发，也不过是正中清贵族的下怀，他们正急切巴望着有这样的汉族降臣出面“奏请”，也好封汉人的口，让其“国策”推行起来更加“名正言顺”而已！ 　　　　 　　　　 　　　　附录二、关于华夏（汉）衣冠的诸多方面，本文进行一点简单的理论上的探讨，才疏学浅，加之资料不足，错谬之处必定不少，以抛砖引玉故，求证于方家！引文恕不一一注明，凡抄引之处（已注），向原作者诚表谢意！须反复说明的是，澄清史实不是为历史，更不是和今天的满族群众过不去，而是让国人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树立起正确的民族、历史观，不能陷溺在自虐、自戕的历史误区，使得已经扭曲、变形的民族性格及集体人格越发扭曲、变形。为史应秉笔直书是华夏文化上下五千年的优良传统，编纂历史，应不以一时之得失，废华夏古今之通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关键是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眼光、心态来看待真实的历史，反思历史，容不得一点虚假，否则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另，迩来搜索网络，发现似有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出现，应引起注意，发扬民族精神，是为增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内部团结，更好的振兴中华，不是为翻旧帐，更不是复旧仇，民族主义不是种族主义，更不是**主义、光头党之类的货色，我前翻为挞伐辫子戏，言辞太过激烈，已自反省、节制。总之，讲团结并不妨碍正视历史，但也不能掩盖实际的利害冲突，应尽量把利害摩擦降到最低限度。 　　　　 　　　　附录三、华夏衣冠是华夏（汉）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历史遗产，非一人一姓、一朝一代之私有，更不是皇帝、儒教的“专利”。未有皇帝、儒教之前，汉服早已存在；皇帝、儒教覆灭之后，汉服还将继续存在！恢复汉服既不是鼓吹儒教，也不是为皇帝尽忠、颂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保留、延续一个博大、灿烂的古典文明传统，批判继承、开拓创新，发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华。 　　　　 　　　　2004 12 9 　　　　 　　　　 　　　　 　　　　 　　做人要厚道，转载请注明来自猫扑(mop.com) 　　(发帖时间:2004-12-09 22:14:22) 　　--- 童年的透明鱼 　　回复：梦断处 回首旧时衣冠-----汉民族服饰文化之断裂 （转） 　　汉服集中展现出汉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端庄、典雅，宽容、博大，仪态万方，也折射出汉族作为农耕民族的人生态度，即追求清净、悠闲的诗意式生活，穿着这样的衣服，吟诗做画，下棋抚琴，再“风雅”不过！再者，汉族服饰所展现出的那种宽容、博大的傲岸与洒脱，飘逸、出尘的遐想与梦幻，深度的自由与空灵，深深契合人性内在的精神超越与审美追求！汉服者，实乃高贵、典雅之华夏民族文化真正优秀、精粹部分之集中展现也！ 　　------------------------------------------------------------ 　　这一段，颇有道理。 　　你很难想象，以清朝的服饰发型，能够使中国产生仙女下凡，嫦蛾奔月的神话传说；很难想象，穿这样衣服留这样发式的民族，还会有飞天的梦想。 　　明朝有一位姓万的，在椅子上绑了火箭，手执大扇扇风，意图飞天，最后壮烈牺牲。清人还有这样的企图吗？ 　　我思索了以下宗教史，中国神仙的产生及演化多以汉服为主，在清以前，其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可谓丰富多彩。清以后，再难看到有新的神仙出现，要不就是西方的邪教。文学作品则成为反映鬼怪为主的《聊斋志异》，清末有《镜花缘》一书，却还是汉人的内容。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宗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土壤，有此可见中国人想象力在清朝被扼杀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