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已然过去69年，而中国壮士的气节与不屈，至今仍让人肃然起敬。 有人细列了当时中国守军中，以身殉国的17位中国将军：萧山令、朱赤、高致嵩、易安华、罗策群、姚中英、司徒非、李兰池、刘国用、蓝运东、万全策、雷震、谢承瑞、华品章、韩宪元、黄纪福、蔡如柏等。他们的尸首，都没能从战场上运出。 血战雨花台 11日，南京安德门大街48号，南京首家民间抗战史料馆开馆。距该馆不远是雨花台烈士陵园，在这几个小山包之间，南京保卫战曾在此激烈打响。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推进。雨花台首当其冲。12月9日起，日本第6师团在谷寿夫的指挥下，开始猛攻雨花台。日军头戴钢盔、手持三八枪，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从山脚下杀了上来。彼时，山上阵地上的中国守军，只有沟堑战壕和有限的武器防备。 9日拂晓，日军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继以飞机轰炸、扫射，再用坦克掩护两个联队分由西、南两面进攻，以西面523团朱赤阵地为主攻面。 战斗打得异常艰苦。站在今日雨花台的山头之上，满目郁郁葱葱的青草大树，很难想象当年此地竟是血流成河之地。头一天打退日军进攻之后，朱赤亲赴战壕，组织战士们收集日军留下的武器。11日，日军再次发起猛攻，对雨花台阵地狂轰滥炸，朱赤只剩下一个特务连的士兵，突围无望。他命令士兵把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捆在阵地前沿，等到日军到阵地前沿时，数百枚手榴弹全部爆炸，日军血肉横飞。 弹尽粮绝。日军再次进攻，没有遭遇任何抵抗。朱赤中弹殉国，口袋里还放着结婚照片和一封未寄出的家书。 此后，负责雨花台防御的88师继续浴血抗战，但终因寡不敌众，12日雨花台失守，守军大部慷慨捐躯。

含恨中华门 中华门至今矗立，来南京者多半要来此地一游。这座几乎和南京城同等悠长历史的古城门，也默默见证了当年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11日，日军分兵向中华门和光华门进行冲击，情况十分紧急。守军接着城墙优势，伺敌一入城墙，便上下内外夹击。 一时间，城墙内枪声大作，入城者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冲进的300多日军步兵狼狈万分。就这样，日军在中华门三进三出，横尸累累，亦未得逞。 这是南京保卫战中，中华门唯一光荣的回忆。在现代化的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下，这座古人诩为“固若金汤”的古城墙变得异常脆弱，未过几日，便已是千疮百孔被踩在日军铁蹄之下。 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下达总攻击令，两三百架战斗机升临中华门上空，另还有90多门大炮日夜轰炸，三天三夜之后，城墙偏西的中华西门被轰开近百米缺口，中华门失守。 12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电告汉口政府，措辞即颇为悲壮：“吾军以血肉之躯，与钢铁相争，伤亡之数，当然重大”。唐表示，南京全城已处猛烈轰炸之下，但紫金山等地仍在激战当中。 抱憾光华门 光华已无门。 69年前的12月间，这座城墙尚和中华门一道，共同面对日军的炮火。当月10日上午，日军炮轰光华门，中国守军259旅、261旅英勇抗击，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中将调炮兵团立即入城，设阵地于明故宫。259旅旅长易安华奉命驻守中华门右翼阵地，他把妻子和孩子送回江西老家，临别时说：“等着领我的抚恤金吧。” 下午3时许，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之下，敌人的敢死队推进到光华门护城河一线。晚8时许，敌军又由城外冲到光华门外城的城门洞内。但是城门坚固，冲入城门洞内的也只有一个军曹率领的十余人。 团长谢承瑞当晚亲率战士背了许多桶汽油放到城墙箭楼处，半夜把汽油桶的口松开，丢在城内洞口，尔后立即投下火种，护城河边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10余名敌兵大多烧伤。 次日拂晓，谢承瑞率领一排战士，突然把城门打开，十几挺机关枪一齐向先入城墙的敌军射去，敌多数立遭击毙。其中一名未死，当即用担架把他抬到富贵山，并派来医生治疗。 光华门一役中国守军伤亡惨重，谢承瑞团长战前业已生病，后又为火焰灼伤，辛劳过度，体力已十分不支，撤退时通过挹江门时因拥挤竟被踩死。 回望南京城 从12月8日至12日，5天的战争中，南京守军除守栖霞山的83军、龙潭的第二军团和铁路沿线的广东军159、160师损失不大外，守城的74军遭到惨重伤亡；88、87师和教导总队几乎全军覆没。 88师4个团，除528团团长沈兰芝外，其余5个正副团长均先后壮烈牺牲。营、连长牺牲多人，士兵死亡7000多人。而此后即是30多万无辜的南京平民，倒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74军第51师151旅306团团长邱维达亲历这场战争，当年12月8日晚，被命撤退时这名军人爬上瞭望塔回头向南京城望去：“只见万家灯火，依然照得通明，这座美丽的古城，它可怕的命运迫在眉睫，几十万骨肉同胞仍在熟睡中，将来他们的遭遇怎样？” 他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件战史：德军进攻到法国凡尔赛城城郊时，法国指挥统帅命令所有守城将士回首看看这座美丽的凡尔赛城，全体法军官兵的爱国忠诚被激发。正当此时，法军统帅下令向德军反攻，终将德军击退数十里，获得了胜利。 “我实在替他们担心啊！我想到战争以外的种种，不禁热泪盈眶……” 2006-12-13 扬子晚报 中华网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 ... 213/13807240_1.html

"南京保卫战已然过去69年，而中国壮士的气节与不屈，至今仍让人肃然起敬。" 爱国精神永世长存!

南京老兵：铁汉拼杀南京城 　　烈日下，丛丛芦苇拍打着江水，顺着南京江心洲码头，记者沿着一条浓密的林阴路一路往下走，很快就到了一个套层的小院落，四周十分静谧，从门口就能望到屋后绿绿的一畦菜地，屋内摆设简单清爽。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南京保卫战的老兵骆中洋就住在这里。现年85岁的骆中洋，眉毛与胡子全部灰白，双目炯炯有神，身体硬朗，嗓音洪亮。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淡绿色衬衣，款式很像军装，右臂上方两道细布条还可以佩戴臂章。16岁参军的他在战场上颠沛流离，在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时候跟自己的亲哥哥在战场上相见，战火之中，兄弟俩只能匆匆分开。他们没想到，为了抵御外侮，为了保家卫国，那一见竟是他们这一生最后的相逢。骆中洋说，“我为自己参加过南京保卫战而自豪，相信哥哥也是。” 　　边走边打驰援南京 　　 　　骆中洋来自广东惠州，17岁就被编入64军156师466旅931团，是这个团里步炮连的一名普通士兵。 　　 　　1937年8月13日，为了抗击日军，骆中洋所在的步炮连从广州一直北上，到达了上海。然而部队抵达上海之后方知凇沪会战已经结束。由于一路以步行为主，到了上海之后，整个步炮连已经非常疲乏。然而上级命令他们继续往南京进发，保卫国都。疲惫不堪的部队再次动身，沿京沪线转赴南京，在经过苏州段的时候，铁路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全部炸断，交通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于是只能一路步行。在行进的路上，部队不断遭受日军的袭击。“一边走，一边打，时时刻刻都处在战斗状态。”骆中洋说。 　　 　　在与日军的交战过程中，最令骆中洋感慨的就是当时日军精良的武器装备。骆中洋说，他们经常会看见一个气球缓缓上升。后来听团长说，那气球竟然是日军搞侦察的，用来打探我军军情。“我们真是气得牙痒痒，想用炮去射它，但那气球太远太高，很难命中。”说起日军的侦察气球，如今的骆中洋仍然一脸愤恨。 　　 　　骆中洋所在的是步炮连，用的是曲射炮。在前面侦察兵情报的指引下，调整炮口角度，有目标地进行攻击。“我们一天要发动十次攻击，”骆中洋说。虽然武器装备不如日军，但是骆中洋和战友们顽强的抵抗，依然有效地遏止了日军的推进速度。 　　 　　晚上，他们有时趴在草丛中，有时趴在铁道边。战士们不能合眼，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军仍然不停地骚扰，目的就是不让我方军队得到休息。“身边的子弹‘飕飕’声不断，冷不丁还会有炮声。”骆中洋说。敌人的炮弹有时候恰恰落在自己身边，眼看着离自己不远处被炸了个大坑。即便危险如此临近，他们也从来不会站起来跑，因为这样极容易暴露目标，不仅会牺牲自己，而且会连累其他战友。“那时候不仅是武器和勇气的较量，也是心理的较量”，骆中洋说。 　　武器落后苦战杀敌 　　 　　“日军最厉害的就是坦克!”在到达南京麒麟门之前，中方军队遭遇了日军三次坦克袭击，但战士们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精神。骆中洋说：“为了对付日军的坦克，大家一起想办法，把一切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 　　用炸弹去炸履带，搬棵大树桩去铲坦克的履带，面对日军的坦克，战士们的血肉之躯成了阻挡坦克前进的武器。有勇敢的士兵不顾机关枪的射击，冒着危险爬上日军坦克，揭开炮筒盖，将手榴弹扔了进去，虽然这样的法子对付坦克很奏效，但战士们生还的几率也非常渺茫。“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消灭敌人，决不能让敌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骆中洋说。 　　 　　中方军队面临的难题不仅是武器装备的落后，更有粮食供应非常紧张的危险。在到上海之前，骆中洋和战友们身上都绑着从广东带来的炒米，遇到战事紧的时候，就只能从身上背的炒米中抓上两把充充饥。“不到饿得走不动的时候不舍得吃。”骆中洋说。在从上海向南京进发的路上，有农户为战士们提供了生米，“后来就装上生米绑在腰上，但生米的分量重，打仗的时候非常不方便，为了打仗，到最后千脆就摔在地上了。”骆中洋说。 　　兄弟再见已上“哭墙” 　　 　　从上海到南京，整整20天，骆中洋几乎没合过眼。到了麒麟门，他所在的步炮连在路边休整。城下，人群中闪出一个熟悉身影，竟是哥哥。骆中洋兄弟二人紧紧抱在一起，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 　　 　　两人分属不同部队，匆匆一晤后就各奔战场。“要为国家战斗!”骆中洋清楚记得哥哥在麒麟门下道别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他19岁，哥哥21岁。两人交谈不过十几分钟。骆中洋再“见”哥哥，却是铭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哭墙”上的一个黑色名字——骆奕梧。 　　 　　1937年12月10日，骆中洋所在的部队开到了南京城下的中山门外。日军当时正在猛烈攻击南京的几座城门，守军伤亡惨重。“进城以后，当时的南京城简直无法形容，太乱了”，骆中洋回忆。因为战乱，整个城市都陷入瘫痪状态。马路上到处堆放着人们逃离时扔下的东西，什么都有，街上的老百姓很少。“本来上面命令我们在南京守6个月，到南京两三天后，也就是12月12日，上面就下令撤退”。随后，骆中洋所在的部队在就从挹江门撤出了南京城。而骆中洋因为没有及时撤退差点命丧日军之手。后来，骆中洋千辛万苦才从战火中得以逃生。 　　 　　骆中洋1997年赴日本讲述南京大屠杀经历，还曾经同一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兵见面。骆中洋说，当着他这个“中国兵”的面，那名日本人承认罪过，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表示忏悔。回忆起60几年前参加南京保卫战的烽火岁月，军人本色仍在的骆中洋昂起头说：“中国人是打不垮的，谁也不可能征服我们中华民族，以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以后也是一样。”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

全城动员 防空御敌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配合地面部队的进攻，打击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占绝对优势的日本陆海军航空队，频繁轰炸了中国的重要城市、港口和交通要道。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更是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1937年8月15日，号称日本海军“虎之子”的木更津航空队从台湾基地起飞，首次空袭南京，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2月13日南京失陷，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空袭南京118次，投弹1357枚。由于战前防空事业准备比较充分，空袭造成的损失远较其他城市为小。 　　 　　香林寺设防空情报所 　　南京最早的防空准备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4年8月，按距市中心150 200公里的要求，南京外围已设有上海、杭州、芜湖等22个防空监视哨，每哨设哨长一人，哨员4至6人。中央防空情报所，设址于香林寺。 　　空袭警报由中央天文研究所、金陵兵工厂、首都警察厅负责，以汽笛和警钟发音为号，分预告、紧急、终了三种信号。预告警报用汽笛发音两次，连续敲击警钟二分钟；紧急警报汽笛发音三次，敲击警钟三分钟；终了信号则用汽笛发音一次，缓击警钟一分钟。至此，南京的防空监视、通信网基本建立起来。 　　飞机散传单宣传防空 　　1934年8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防空处，指导南京的防空建设。防空处处长由防空学校校长、防空专家黄镇球担任。 　　1934年11月13日，“首都各界防空宣传周”开始，国民党党政要人分别在广播电台、娱乐场所和大中学校作防空演讲。《中央日报》和《中国日报》分别增辟《防空特刊》、《防空周刊》、《防空自卫周刊》等专栏，刊载这些演讲。南京各军事院校的学生积极投身防空宣传。航空署每日派飞机在市区上空散发传单，9万份宣传册由防护团员逐门挨户散发。防空宣传周委员会还编写了《防空演习歌》、《消防常识歌》、《灯火管制歌》、《防毒歌》四首通俗易记的防空歌曲，如《防空演习歌》唱道：“众同胞，莫慌张，防空演习听端详；在欧美，各友邦，如吃便饭本家常。” 　　第一公园办防空展览 　　1935年6月6日，防空委员会在南京第一公园（今公园路一带）举办防空展览会，防空展览会期间，组织者举行了防空讲演竞赛会。竞赛分小学、中学、大学、军校学生四个组，全市47所学校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小学组的督粮厅小学、武定门小学、扶轮小学；中学组的钟英中学、育群中学、汇文中学；大学组的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军校学生组的兵工专门学校、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分获四个组的前三名，每组第一名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颁发优胜锦旗一面。 　　防空电影是防空宣传一种最直观的方式，6月6日起，南京各大电影院、民众教育馆、会堂、公共体育场公开放映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防毒、防空演习影片。 　　6月19日下午，防空展举行闭幕典礼及飞机表演，各机关、学校特许放假半天。典礼时，到会群众达20万人，“突破历次群众大会纪录”。飞机表演在明故宫机场举行，三架飞机分别向预置目标投掷燃烧弹、炸弹，后作特技飞行，消防队在地面配合作救火表演，历时两个星期的防展在“叹为观止”的高潮中结束。 　　到抗战爆发，南京总共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防空演习。这两次防空演习大大推进了南京的防空事业建设。

南京保卫战外围战役 　　1937年11月8日，日军兵分两路直逼南京：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之第九、十三、十六师团主力尾随我国左翼部队沿沪宁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之第六、十八、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全部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企图切断我军退路。 　　 　　11月中旬，我第二十三集团军刘湘部共五个师、两个独立旅奉命千里迢迢由四川赶赴广德、泗安、长兴一线，迎击侵略军。与此同时，第五十七军某部从河南直赴前线，该部第一一二师和由上海撤下来的第一○三师奉命固守江阴，以江阴要塞为依托，阻敌继续西进。 　　11月30日，广德失守，日军逆向南京右侧背迂回，形成对南京东南至西南面的包围。12月1日，江阴要塞失守。4日，日军完成了对南京东面的包围。这样，南京的第一道防线———江宁、牛首山、淳化、汤山、龙潭之线暴露在敌军的面前。 　　我军自决定固守南京后，将在宁的教导总队、首都警备部队和由上海战场调回南京正在整补的第七十四、六十六、八十三军以及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编成卫戍军战斗序列，同时又命第二军团徐源泉部由湖北星夜兼程开赴南京。我军投入南京保卫战的总兵力共十余万人。 　　12月8日晚，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第一线守军退守复廓、战垣阵地继续抵抗，同时采取措施，决心背水一战。9日起，敌军结束外围战开始进攻南京城。

探访“南京保卫战”汤山碉堡群 　　作为一处战场的遗迹，68年前为保卫首都南京而修建的庞大抗日碉堡群默默地散落在田间和山野，向行人诉说着当年的屈辱和凄惨。我们知道，汤山抗日碉堡群是在全面抗战的初期由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是拱卫南京的东南防御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都堪称史无前例。 　　 　　为拱卫南京修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汤山境内保留完好的大小碉堡尚有数十个，其中大型碉堡能容10 20人，小型碉堡能容2 3人。这些碉堡规格不一，外形有方有圆，都浇筑得相当坚固，时至今日仍未风化。从部分敲毁的碉堡上可以看出，当时配置的钢筋为2 3厘米粗的优质螺纹钢，强度很高。这些碉堡有的位于交通要道两侧，有的却隐蔽在深山密林中，或在山腰，或在峰巅，备料和施工都极其困难。在汤山龙尚茅屋自然村东南方的深山中有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指挥所，内有3间小室互相连通，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几经周折才在树丛中看到了它。可以想象，当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筑这些碉堡而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何等巨大。 　　唐生智在此演习 　　汤山是南京的东大门，著名军事重镇，这一带的防御工事是抵御日寇入侵南京的重点工程。早在1936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就举行大演习，由唐生智担任裁判长。演习的预定目标是以假设日军侵略南京时，等其主力到汤山南北一线阵地后，我军利用复廓佯装节节败退，消耗敌军实力，逐次诱敌深入到紫金山以南地区而歼灭之。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后，蒋介石在1937年10月曾派德国顾问团的骑兵中校奈维格到汤山一带参加防御阵地的视察工作。11月初，唐生智等人到汤山侦察地形。上海战场撤退后，大本营又令教导总队的一个工兵连由德国顾问指导，在汤山镇前端构筑野战工事。当年，这里的碉堡星罗棋布，互为掎角，战壕纵横交错，互相沟通，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直到日军进逼汤山的前夕，许多民工还在挖战壕、修工事。只是日军早就侦察清楚，他们从句容黄梅的固江口进入九华山北麓，绕道而行，袭击孟塘，使汤山镇附近的许多预设工事未能发挥作用。但我们不能认为汤山境内所有碉堡都未派上用场。 　　守军在此杀敌 　　事实上，在日军进攻汤山和麒麟门的过程中，国民党守军曾利用某些碉堡同日军作战，杀伤敌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汤山寺庄徐家边东边的田野里有5个小碉堡，都离汤水河不远。1937年12月8日，国民党广东部队在这里阻击敌人，他们身穿单衣单裤，冒着刺骨寒风坚守阵地，牺牲了五六十人。直到1938年春，他们的尸体才被村民们掩埋在碉堡附近的深坑内。12月9日，在青龙山中段的千儿山，这支广东部队同日军激战。有位排长事先挑了几箩担的子弹守在碉堡内，日军经过时，他们猛烈扫射，打死鬼子数十名。最后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如今，附近农村的老人提起“千儿山炮台”，都还念念不忘当时的战况。茅屋村村民陈远银说：“千儿山炮台那边，两下打得厉害，机关枪嗒嗒嗒。中央军退了，千儿山炮台的人没走，把守在口子上。炮台的门开了，死的中央军歹哩（多极了）。”在茅屋附近的“酒杯”、“茶杯”，在小茅山的道观，在丁墅的寺庙和上峰的“三塔”，国民党广东部队都和日军激战过，最终因兵力悬殊而被迫西撤。 　　南京现在仍然遗留下来不少碉堡群，在南京保卫战中抗击日军的碉堡工事,在紫金山上就有不少,可是却没有得到重视,将其保护起来，如今已经渐渐变少了。68年前的那场厮杀已成往事，当年的战场早已烟消云散。但是，还有这些碉堡倔强地蹲在田间和山野。

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战斗序列 谨向在68年前那场惨烈保卫战英勇战斗的英雄们致敬! 谨向在68年前那场惨烈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们致敬! 司令长官唐生智 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 参谋长周斓 副参谋长佘念慈 第71军军长王敬久 第87师师长沈发藻 第87师副师长陈颐鼎 第259旅旅长易安华 第260旅(原补充旅)旅长 刘启雄 (下辖第××团团长 谢家询) (下辖第××团团长蔡祺) 第261旅旅长陈颐鼎(兼) 第261旅副旅长孙天放 (下辖第521团团长郏国选) (下辖第522团团长不详) 第72军军长孙元良 第88师师长孙元良(兼) 第88师参谋长张伯亭 第262旅旅长朱赤 (下辖第523团) (下辖第524团) 第264旅旅长高致嵩 (下辖第527团) (下辖第528团) 第74军军长俞济时 第51师师长王耀武 第151旅旅长周志道 (下辖第302团团长程智) (下辖第305团团长张灵甫) 第153旅旅长李天霞 (下辖第306团团长邱维达) (下辖第××团团长不详) 第58师师长冯圣法 第172旅旅长(不详) 第174旅旅长(不详) 第78军军长宋希濂 第36师师长宋希濂(兼) 第106旅旅长李志鹏 第108旅旅长刘英 补充旅旅长李钦若 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 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周振强 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 第1旅旅长周振强(兼) (下辖第一团团长秦士铨) (下辖第二团团长谢承瑞) 第2旅旅长胡启儒 第2旅副旅长温祖铨 第2旅参谋主任廖耀湘 (下辖第三团团长李西开) (下辖第六团团长刘子淑) 第3旅旅长马威龙(代) (下辖第四团团长睢友蔺) (下辖第五团团长马威龙) 直属炮兵团团长不详 直属骑兵团团长王翰卿 直属兵工团团长杨厚灿 直属军士团团长吴曙青 第66军军长叶肇 第66军参谋长黄植南 第159师师长谭邃 第159师副师长罗策群 第475旅旅长林伟俦 第477旅旅长司徒非 第160师师长叶肇(兼) 第478旅旅长喻英奇 第480旅旅长(不详) 第480旅副旅长莫福如 第83军军长邓龙光 第83军参谋长陈文 第154师师长巫剑雄 第154师参谋长张驰 第××旅旅长(不详) 第××旅旅长(不详) 第156师师长李江 第156师参谋长姚中英 第468旅旅长黄世途 第××旅旅长(不详) 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 第41师师长丁治磐 第121旅旅长张习崇 第123旅旅长芮勤学 第48师师长徐继武 第142旅旅长(不详) 第144旅旅长郭浚 (下辖第287团团长赵我华) (下辖第288团团长曹毅) 江防军军长刘兴 第57军军长缪流 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第334旅旅长马万珍 第336旅旅长李德明 第103师师长何知重 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 防空司令部司令黄镇球 炮兵司令部司令不详 宪兵司令部司令肖山令 (下辖宪兵第2团团长 罗友胜) (下辖宪兵第10团团长不详) (下辖宪兵教导第2团团长 周竞仁) 运输司令部司令周鳌山 江宁要塞司令部司令邵百昌 镇江要塞司令部司令林显扬 江阴要塞司令部司令许康 海军渔雷快艇文天祥中队司 令刘功棣 第19军团军团长胡宗

26名中山陵留守卫士，付出生命代价 　　梦中的父亲 　　 　　赵斌记有关父亲赵致广的记忆所能抵达的最早时段，是上世纪40年代初。他还记得母亲所讲述的父亲赵致广的点滴生平。赵致广出生在河北宛平县城，原为北平市公安局一位交通警察。1929年护送孙中山先生灵柩到南京，便扎下根来。赵斌的母亲是南京榆林庄人。“母亲跟我所讲的，非常有限。后来我能记得的更不多。她告诉我，我出生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前5天。父亲上战场之前，曾搂着我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他把母亲和我都送到乡下避难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父亲。” 　　 　　这段话来自赵斌卧室桌上的一张报纸。对于“父亲最后一次离开家时，对母亲说了些什么?”的问题，赵斌哽咽了几次，半晌没说出话，泪珠在眼睛里来回滚动。“那个生离死别啊……”他不愿重提往事，努力了很久说，“一切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 　　 　　匆匆离去的赵致广没有给妻儿留下任何信物。这成为赵斌许多年来难以填补的缺憾。 　　 　　南京城被攻破之后，母子俩一边乞讨，一边寻访赵致广的下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赵斌母子幸以存命，却无法获知赵致广的点滴情况。 　　 　　至1949年，赵斌的母亲因病去世，寻找父亲的任务就落到了赵斌一人身上。从外婆那里听说的父亲身高五尺(约1.65米)，他性格温和、重情重义，与中山陵附近的居民关系也很融洽。遇到有人违令上山伐木，他只是劝回，并不严斥。他与山下一个普通农夫结为兄弟，并认了他的孩子为义子。多年以后赵斌与这家人还有往来。 　　 　　然而关于父亲赵致广的下落，赵斌此后亦一直未找到答案。“那几十年间，我做梦都梦到找到了父亲。可是找遍了多少地方，打听了多少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否还在，到底在哪里，那感觉就像一根草在水上漂着，怎么也找不到根!” 　　找到了父亲 　　 　　‘我女儿在南京中山陵工作，1989年的一天，她参观孙中山纪念堂，突然打来电话：‘爸爸，我找到爷爷了!’我心头一喜，可是接着她说：‘照片下面写着在二条巷被害’……” 　　 　　循着这条线索，赵斌来到南京档案馆查找父亲资料。听说是赵致广后人，档案馆人员几分钟就找来了资料。“我一看你的脸马上就找到了，你跟你父亲长得真像!”工作人员说。 　　“那天是我第一次真切地看到父亲的照片。一看到照片，我的心里就不是个味儿了。”赵斌有些哽咽，“小时候外婆家邻居都说，进宝(赵斌小名)长得跟致广才像呢!”外婆曾给赵斌看过一张父亲的半身照片。照片上，父亲没有戴军帽，穿着呢子制服，胸前斜挎武装带，很是英武。但这张仅有的照片被毁于文革时期，赵斌记忆里，只留下模糊印象。 　　 　　档案馆提供的照片，贴在赵致广1929年加入孙中山警卫大队的《保状》上：“赵致广，男，河北宛平人，人品方端……”当时同赵致广一起在南京牺牲的孙中山警卫队队员共有26名。赵斌曾特别留意过与赵致广同时牺牲的其他中山陵卫士后人的联系方式。他给他们发出了7封信，只收到过一次回音。 　　 　　此后几年，赵斌开始到处寻找有关父亲的资料。至1995年，赵斌将他所找到与父亲有关的资料整理出来，送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出。 　　 　　2004年3月8日，退休在家的赵斌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第一个义工。“我不要一分钱报酬。在那里做事情，我有一种安全感。我觉得离父亲很近很近。我想他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很愿意我这样做的……” 　　父亲的抉择 　　 　　赵致广生命的最后一页永远定格在他40岁那一年，定格在1937年12月14日，黑云压城的那一天。 　　 　　孙中山纪念馆提供的《总理陵园警卫大队抗战阵亡官兵统计表》上，24个竖列，4道横列，记录着24人的职级、姓名、殉难详情(只有地点)和死亡日期。赵致广等4人名字下面是“二条巷被害”，队副温燕等3人在不同地点“被害”，其他人名下都是“阵亡”。 　　 　　赵斌说，“阵亡”指直接遭炮火击中而死亡。“被害”则是在受伤后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杀。 　　 　　1937年12月10日，日军16师团第33旅团从麒麟门出发，进攻紫金山麓。留守中山陵警卫处的26名中山陵卫士，副大队长(队副)温燕任总指挥，分队长黄惠三、刘祥、郑世泉、陈贤，中士班长赵致广、郭培光、游英为骨干，分率数名卫士，各领任务，协同中国守军——南京教导总队，布防在紫金山各处，共同御敌。 　　 　　12月12日，队长刘祥首先在五棵松阵亡。守军一面抵抗，一面退向陵墓。区绍维、黎杰华等18名卫士先后分别在二道沟、灵谷寺、明陵东村牺牲。当天，日军以炮轰击中山灵堂，破坏中山陵多处设施。为保存力量，温燕命班长赵致广、郭培光等由中山门进入城内。 　　 　　在四方城休息一会，赵致广等6人进入城内，分成两路，他带领的一行四人退到二条巷，继续与日军周旋，最终全部牺牲。 　　 　　多年以后，孙中山贴身卫兵范良见到赵斌时，不由潸然泪下，拉着他说：“我对不起你!”原来。1937年12月，日军兵临城下，中山先生的遗体确实不能运往重庆，中山陵卫士成员写下决心书，“与中山陵共存亡”，并在孙中山陵寝旁举手宣誓。后国民政府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而日本方面破坏孙中山遗体的可能性不是太大，最终决定留下人继续守卫陵寝。 　　 　　赵致广原本不在这26人的留守名单之中。但是他说，自己从北京一路护送国父灵柩到南京，一心忠于中山先生，且有誓言在前，坚持替换了孙中山贴身卫士范良，让后者跟随着大部队一同撤往重庆。 　　 　　这一留守，意味着什么，与赵致广一同留下的20余名卫士都很清楚。刚刚吻别出生才5天的幼儿，赵致广为何会作出这样的决定?烈士不在，也无人能给答案。 　　 　　赵斌说，中山陵卫士的留守，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他们虽有对生命和家庭的眷恋，但更多的是为国捐躯的悲壮。他说他理解父亲。

萧山令（1892-1937）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南京市长等，字铁侬，湖南益阳人。1910年入陆军小学。次年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回湖南蔡钜猷、贺耀祖部任连长、营长、团副、参谋等职。1928年任益阳县县长。1929年1月任首都宪兵司令部中校参谋，1930年升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总务处处长，主管全国宪兵的编制与训练工作。1936年3月攫升为少将参谋长。1937年11月中旬宪兵司令谷正伦赴武汉就医，升任宪兵司令部副司令，成为南京宪兵首脑。旋首都卫戍司令部成立，长官唐生智命令其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暨南京市市长，以便宪警协调行动。因积极组织修筑野战和城防工事、维持市内秩序等，颇受好评。12月，南京保卫战开始，所属1万余名宪警除负责防守城内重要据点外，还协助防守上新河、雨花台、光华门等处复廓阵地，光华门战斗最激烈时清凉山宪兵部队曾被调遣驰援。12月12日上午城防危殆时，命令宪兵增筑城内街垒工事，准备巷战。下午奉命撤退，并殿后督队。夜于仪凤门外又指挥宪警与追敌激战，渡江时为日军汽艇机枪扫射身亡。后追晋中将。

朱赤(1904―1937)号新民。江西修水人。1924年闻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即只身离家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立有军功。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时，任陆军第八十八师团长，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战。激战中，所部坚守上海闸北八字桥一带阵地，多次击退日军大规模进攻，以战功升任第八十八军第二六二旅少将旅长。上海沦陷后，奉命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担任中华门、雨花台右翼阵地的守备任务。12月11日，日军主力攻至其守备阵地一带，即率部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并多次亲率敢死队与敌拚杀，使日军进攻受阻。12日晨，面对日军100余架轰炸机和数十门重炮的猛攻兼步兵的集团冲锋，率部拚死抵抗，至双方损失惨重。后在日军再次集中炮火猛烈轰击中，壮烈殉国。时年33岁。所部全体官兵亦壮烈殉国。

高致嵩（1899—1937），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国民党将领。广西岑溪人。字子晋。早年就读于岑溪县立中学。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1925年7月，正式升入第三期学生队，编在步兵科。1926年1月毕业后，任排、连、营长等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 1931年底，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改编为陆军第八十八师，俞济时任师长，高致嵩调任该师中校参谋。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2月，高致嵩随八十八师开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伤愈后，调任湖北省保安团营长，参加“围剿”工农红军。1934年，又投奔担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兼浙赣皖边区“剿匪”司令官的俞济时，升任浙江省保安处补充团上校团长，后改任第三团团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追随俞济时，参加“围剿”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高致嵩率浙江省保安处一个保安团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到上海后，该团编入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二六四旅。因作战有功，升任二六四旅少将旅长。11月，随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率二六四旅坚守雨花台阵地，顽强搞击日军进攻。12月12日，高致嵩和全旅大部官兵壮烈殉国。高致嵩牺牲后，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易安华，1899年生，原名福如，别号济臣，江西宜春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宪兵科，后在宪兵团任排、连、营长、团附。1932年率部参加“一二八”抗战，1933年冬任第八十七师第五二二团上校团长。全国抗战爆发后，任第二五九旅旅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后在南京外围阻击日军。1937年12月率部保卫南京，在阵地上壮烈牺牲。

罗策群 1893-1937 广东兴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科毕业。抗战爆发时任陆军66军159师475旅旅长，参加了凇沪会战，因战功胜任159师副师长；南京保卫战中该师在汤山阻击北上日军，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日军血战两昼夜。12月12日南京失守，罗率部下经太平门突围，不幸中弹殉国，时年44岁。

姚中英（1896-1937） 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字若珠，广东平远人。1924年于平远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军，旋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25年参加东征。毕业后参加北伐。后入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后回广东任陈济棠部独立第一师二旅六团中校团副、燕塘军校上校教官等职。陈下野后，调任余汉谋第四路军教导旅上校参谋长。1937年，以上校团长职务由广东韶关奔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因功升为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后在镇江设防。12月初，镇江被日军占领，撤往南京，扼守汤山一带。8日，奉命率部与三十六师预备二团在紫金山以东的青龙山、龙王山一线，掩护第一线守军退守复廓阵地，与衔尾猛攻的日军连日激战，后因伤亡惨重退入太平门。12日，指挥所部向日军兵力薄弱处突击，身先士卒，辗转冲杀，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司徒非（1893-1937） 第六十六军一六O师少将参谋长，字严克，乳名荣，广东开平人。早年在广州贩报为生，后入印刷厂，半工半读。1917年入保定军校第六期，1919年毕业。1922年，任游击总司令，协助孙中山讨伐在广州叛变革命的陈炯明。后历任江门市市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广东省政府参议员。1932年1月，任十九路军独立团团长参加淞沪抗战，作战英勇，被报章赞誉为“大胆将军”。战后，为十九路军将领追悼阵亡将士撰写挽联：“挥戈比鲁阳，及尔皆亡，泪落吴江湖猛士；掣挺击倭奴，为民效死，伤哉血浦招英魂。”1933年11月，随十九路军在福建省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在香港经营礼香酒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任第四路军少将高级参谋。一六O师参加淞沪会战时，在该师协助指挥。11月，上海沦陷后，随军退守南京，任一六O师少将参谋长。12月6日至8日在汤山阻敌。10日所部刚撤至大水关，又奉命调入城内准备巷战。12月13日随部经太平门突围至句容，身中数弹殉国。

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曾经这样评价抗战正面战场作战中军民的献身精神：“8个月中，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许多是国民党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在8年抗战中，先后有100多位国民党军队将领英勇成仁、壮烈殉国，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抵御外侮而立下的功勋已经载入史册。

李兰池，字锦卿，1898年生于今连山区，他自幼喜读诗书并练得一手好字，投身军旅后仍在戎马倥偬之余保持着习练书法的爱好。李兰池成人后抱着从军革弊、富国强兵的愿望，投笔从戎，到张作霖的奉军部队当兵。李兰池对军阀混战感到厌烦，进入部队后不久就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奉军中担任下级军官。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奉军改编为东北军，主政东北的张学良精简部队、裁汰冗员，将一些老迈昏聩的带兵官撤换，大胆起用一批年轻的指挥员担任各级主官，李兰池也凭借着才智和实干，从副官开始逐步升迁，历任连副、连长、营长、团副，到西安事变后东北军重新整编时，李兰池已经是国民党军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三三六旅六七二团的上校团长了。 　　李兰池素有爱国正义感，虽然他所在的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因为讨伐军阀石友三叛乱而驻扎在河北一带，没有经历过执行不抵抗政策含泪作别家乡的那种苦楚，然而国难当头，失去家乡的东北军军官怎能不想念故土。那一时期，李兰池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惦念着家乡父老亲人的安危，同时深感作为一名军人却不能捍卫国土的耻辱，他盼望有一天能走上抗日疆场奋勇杀敌，即使是随部队到西北驻军期间，他也不忘在行军之余书写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示儿》等爱国诗词以激励斗志，提醒自己不忘国耻，履行作为军人的职责。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桥头枪声的响起，全面抗战正式爆发。此时正在河南周口率部整训的李兰池闻知消息后热血沸腾，他觉得自己期待已久的抗日报国时机已经来到，想起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所遭受的苦难，想起东北军数年来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悲惨境遇，李兰池再也不能沉默了，抗日的激情促使他向旅长请缨投身第一线作战。 　　这年8月底，一一二师随五十七军军部移驻江苏淮阴，后又驻防南通、海门等地，守备长江左岸。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调遣，除了所谓的抗战形势需要外，还想利用东北军到南方水土不服的弱点，将东北军各个部队分而治之，利用抗战消耗东北的实力，让这支曾经令他恐惧的东北军在失去张学良统领后自生自灭，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 　　果然，李兰池所在部队开赴江苏后，由于部队里的东北籍官兵不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加上当时南方正值炎热高温时节，加大了部队管理的难度，经常有因为伤病掉队和减员的现象发生。李兰池身为一团之长，曾经动真情地对部下说：“做军人应当一腔热血赴国难，尤其是东北军的军人，家都没有了，亲人都在流浪或是受着欺凌，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要以七尺身躯捍卫国家的安全！”在他的鼓舞下，六七二团官兵的士气大为高涨，他们刻苦练兵，克服重重困难，做好实战的准备。 　　当时原东北军的部队被蒋介石整编为四十九军等五个军，五十七军是人数较多、武器装备及战斗力较强且受国民党“中央化”程度较小的部队，官兵大多为东北人，且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在军内担任军官职务。李兰池虽没有参与地下党的活动，但他同情部队中的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尽可能默许和掩护他们开展活动。就在一一二师移驻江阴不久，中共地下党员万毅接替李兰池担任七七二团团长，李兰池升任一一二师三三六旅副旅长。国民党军事当局为了安抚杂牌军将领，给一些东北军将领以“高军衔、低职务”的待遇，时年40岁的李兰池凭借在东北军中的资历被破格晋升陆军少将军衔，成为一名国民党将军。 　　李兰池担任副旅长后，协助旅长马万珍指挥麾下的两个团和旅部直属队。当时万毅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但随着接触的增加，李兰池逐渐欣赏这位年轻有为、智勇双全的青年军官。后来万毅与李兰池一起参加了著名的南京保卫战，两年多以后升任旅长。1942年万毅率部起义参加八路军，建国后曾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战云密布，形势逼人。在经过近两个月的休整后，1937年10月下旬，李兰池奉命随部队向江苏靖江一带集结。11月下旬，他参加了江阴保卫战。这次战斗空前惨烈，一一二师顽强抵抗日军精锐第十三师团的猛烈进攻，自身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战斗中该师两个旅共四个团全部参战，其中有三个团被打得不成建制，两个团长负伤，师指挥部三易其地，最后连师部直属队都冲上一线，师长霍守义腿部受伤，急得欲举枪自杀，只有李兰池麾下的万毅团保持完整。在这种恶劣局面下，一一二师本应休整补充兵员以利再战。然而军情紧急，12月8日，由三三六旅少将旅长马万珍代理师长职务，全师大部又急调南京，担负起保卫当时民国首都的重任。 　　按照原定部署，一一二师本应在南京紫金山南麓沿江阵地抵御日军，但是日军来势汹汹，国民党要员争先恐后出逃，守城部队也人心惶惶，很多人思考着如何安全撤退。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政府军委会也认为坚守南京在战略上已经没有意义，为了避免无谓牺牲，保存部队的实力，12月11日，蒋介石下达了南京守军沿津浦路向北撤退的命令。次日，也就是西安事变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由于三三六旅旅长马万珍此时代理师长，李兰池代行旅长职责，指挥全旅坚守南京近郊的蒋庙，他身先士卒、视死如归，不畏惧武器装备强悍的日军。由于接到撤退命令较晚，在桂永清、邱清泉等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和所率部队逃离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李兰池仍率领东北军部队孤军作战，奋力抵御日军的前进。直到12日傍晚，部队才接到命令开始撤离。 　　撤退途中，李兰池镇定指挥疏散，他们边打边撤，尽量减少人员伤亡。无奈由于多支部队和市民一同撤离，秩序混乱得失去控制，道路变得十分拥挤。加上日军轰炸、尾追、偷袭不断，很多军民为争抢渡江船只产生磨擦，使得撤退进度缓慢。就在这天的部队撤退中，李兰池不幸以身殉国，年仅40岁。 　　新中国成立后，李兰池和其他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的英烈事迹得到挖掘、宣传，成为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魂兮归来，李兰池的英名和抗日事迹先后被收入《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东北军十四年抗战史》、《关东游子》等书，并被收入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主办的“民族魂”革命教育网站，为更多的后人所铭记。然而他的具体死因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 　　2001年8月，原东北军五十七军老战士、1942年随万毅起义参加八路军的原广州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刘祖荫来盘锦市参加“张作霖与奉系军阀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与我市文史学者谈及李兰池将军殉国的经过时，这位饱经沧桑的八旬老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南京陷落时，撤退途中的混乱局面难以想象，据李兰池身边的东北军士兵归队后说，李旅长指挥撤退时到了扬子江边，当时很多军民争抢有限的船只，为了让更多的官兵安全渡江，他不幸失足落水遇难，虽然牺牲得并不壮烈，但他是为国而死，正如他以一腔热血誓死抗日的精神一样，值得我们怀念。”

刘国用（1898-1937） 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一七四旅少将副旅长，号剑豪，广东梅县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1925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教导队教官和第十五师二团排、连长。1930年起历任第十六师一团少校营长、中央军校南昌分校中校教官。1936年起任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三四四团团副、上校团长。1937年8月任该师一四七旅少将副旅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防守牛首山。9日，在与敌激战3日后，退守水西门以东地区为预备队。继续与敌激战，13日于水西门外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