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５月２日电　

历史上的今天

５月３日

    １８７５年５月３日，清朝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收复新疆、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是洋务运动发起人，１８６６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曾任陕甘总督，是中国民族船舶工业奠基者之一。

    １９２７年５月３日，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现华纳制片公司）拍摄并推出的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问世。

    １９２８年５月３日，日本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侵占济南。日军在占领济南后，大肆屠杀军民近万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东条英机等日本战争罪犯，又称“东京大审判”。

    １９５４年５月３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原名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１９６６年改现名。

    １９５４年５月３日，中国首都北京——朝鲜首都平壤的直达旅客列车正式通车。

    １９７９年５月３日，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１９８６年５月３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诗人、中科院院士王力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６岁。他在汉语语法学、语义学、音韵学、语言史、语言学史、诗律学、文字改革及文学、翻译工作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出版专著４０多种，主要有《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以及《古代汉语》等。为汉语从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译过２０多种法国文学著作。

    ２００４年５月３日，秦山核电二期工程２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和自主运营的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全面建成投产，标志着中国实现了由自主建设小型原型堆核电站到自主建设大型商用核电站的重大跨越。秦山核电二期工程是国家重点项目，工程设计装机容量为两台６５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总投资１４８亿元。（新华社记者李晓建）

东汉水利家王景治理黄河成功(70年)
　　汉平帝时，黄河决口，在洋渠一带泛滥了60余年，究（今山东金乡东北）豫（今安徽毫县）多被水患。
　　69年（水平十二年）汉明帝擢用王景，发民卒数十万治河。王景测量地势，开凿山阜，建立水门，自莱阳五千乘口筑堤长千余里，使河、汴分流，黄河由东北入海，沐渠由东南入泅水。河水侵注。
　　70年5月3日（汉水平十三年四局初二日）河渠成，从此洋渠得安流运漕，资河受南北两堤约束，水势是以冲击沙上通流入海，幽冀究豫四州，得免较大的河患。王景治河成功是东汉人民与自然界作斗争的一次大胜利。
　　
　　
　　清朝任命左宗棠为被查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5年)
　　清朝在镇压了回民起义之后，统治集团在如何对待阿古柏控制下的新疆问题展开了争论。李鸿章为建立北洋海军、扩大灌系势力，主张“联俄拒日”放弃新疆；左宗棠为维护湘军地盘，主张出兵收复新疆。在国内舆论支持下，清朝为了维护“天朝尊严”，采取左宗棠主张，决定出兵收复新疆。
　　1875年5月3日（清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4月，左宗棠督军进疆作战，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相继收复天山北路、南路，近使阿古柏势力穷蹙而自杀，并乘胜收复伊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俄英的侵略势力。
　　新疆平定后，左宗棠建议设置行省，建立府县，修建城堡，疏浚河渠，清丈田亩，厘正赋税，开设义塾，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
　　
　　
　　日军占领大连(1904年)
　　5月3日，日本海军又进行第三次闭塞。海军中校林三子雄任总指挥，12艘船于凌晨驶向旅顺口。由于雾大，俄军的岸炮部队放松了警惕，日本的闭塞船驶达港口航道上爆炸沉没。航道闭塞成功。此后，虽然俄国的铁甲舰、巡洋舰等大型军舰不能顺利地出入，但是还没达到预定的作用和效果，有的闭塞船很快被俄军清除，12日，日本“吉野”等三舰在旅顺触水雷沉没。
　　日本陆军于4月30日集中优势兵力渡过鸭绿江后，5月1日占领九连城。5月6日，日军占领凤凰城。俄军在南满共有10。2万人，但是满洲陆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却采取消极退守的行动。10日，日俄连日战于金州瓦房店。　　5月5日，日军第二军在奥保巩统率下于辽东半岛金县猴儿石登陆，几乎没有遇到俄军的抵抗就占领了金州外围。金州地处辽东半岛狭窄地带，是陆上通往旅顺大连的咽喉，军事地位十分重要。18日，俄第一军团自欧洲东来。19日，日军第十师团在大孤山登陆。26日，日军三个师团在200多门大炮的配合下包抄俄军两翼，以重炮猛攻金州南山阵地，同时日军炮舰由金州湾侧面炮击以掩护步兵前进。27日，日军占领了金州，切断了旅顺俄军与辽阳的联系。
　　日军占领金州后，大本营决定第二军的三、四、五三个师团及骑兵炮兵各一旅由金州北上作战。另编成第三军，由乃木希典统帅，其任务为：“迅速攻略旅顺要塞，无论在任何时机不使陆上之敌危及第二军之后方。”金州失守后，俄军于5月31日匆匆撤离了大连港，港口没有来得及破坏，使日军得以利用大连港来运输军队和补给，作为进攻旅顺和辽阳的基地。乃木希典遂占领大连及青泥洼。
　　
　　
　　清政府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1901年)
　　1901年5月3日，奕匡、李鸿章电奏，各国索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清廷当日诏饬各督抚合力通筹。并为赔款事发电旨三道：一、命奕匡、李鸿章与各国议减银数，展宽年限；二、著刘坤一、张之洞悉心筹划，妥筹的款；三、令各省督抚剔除中饱，涓滴归公。
　　5月7日，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赔款问题。会后，正式向奕匡、李鸿章提出要求赔款之照会。照会称：“直到七月一日为止，列强所受损失的总额共为四亿五千万两，如果联军的占领延长到那个日期之后，这笔款项将大力增加。”“各国全权代表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正式保证他们承认对这笔款项所负的责任，并且要求他们把中国为清偿这笔债务而打算采取的财政措施通知各国全权代表。”
　　5月11日，奕匡、李鸿章未经朝廷同意，即照会各国公使，表示接受45000万两赔款总额，并提议自本年7月1日起，30年内还清，至1940年12月31日止，每年偿付1500万两，不计利息。
　　5月26日，清廷电谕奕匡、李鸿章，同意“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以便迅速撤兵”，惟望宽展年限。
　　
　　
　　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1928年)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惨杀蔡公时，屠戮全城。1928年5月月3日，北伐军宣传员在济南魏家庄贴标语，日兵无理阻挠，开枪射击，造成数人伤亡。同日，有一中国士兵徒手经过日军警备区域，因语言不通与日兵发生误会，日兵开枪将其击毙。各地日兵闻枪声，亦纷纷放枪射击。日军包围驻扎牌照税局的北伐军一营，该营因未接到抵抗命令，被日军缴械俘虏。日军还将南仁义里与五马路的北伐军俘虏缴械。凡中国人碰上日军，皆被枪杀。
　　5月3日，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遵照战地委员会命令，于上午8时率领职员到交涉署接事办公。晚9点，30多名日军闯进交涉署掳掠，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先生遗像统统撕毁，将外交文件弃置满地。
　　蔡公时用日语向彼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战斗单位，日本皇军，素有教养，通晓事务，举世皆知，应该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貌——”日军不待蔡说完，用枪托将蔡打翻在地后，遂将全署28人一齐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毒打，用刺刀乱戳乱砍。
　　一个日本士兵将蔡公时的两耳割掉，蔡公时大喊：“日本人杀我！日本人对我如同古时氏族社会对待俘虏的办法割耳朵、挖眼睛来对我！”日本兵转过去杀被捆的其他外交官员，杀完之后，再回来将蔡的鼻子割下，其他日本兵在旁狞笑欣赏。折磨一个多小时，才将蔡公时枪毙。全部28人皆遭惨杀。　　夜11时，蒋介石派熊式辉赴日军司令部交涉，正磋商间，日军又开炮轰击中方无线电台，守台士兵被炸死多人。日军还包围并开枪射击设于津浦铁路局办事处的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处，黄郛被迫躲避。
　　济南陷落后，日军将被俘的中国兵全部反绑。惨案发生之际，市民猝不及防，许多人避入邮局。日军包围邮局，将里面的中国人一一捆绑，囚禁于地下室中，断绝其饮食，并且终日毒打不休，时有被提出去遭枪杀者。被囚者约1600余人，其景况惨不可言。日军还将邮局中所有现金及邮票抢劫一空。　5月5日，蒋介石出济南城至济西之党家庄，与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会商北伐事宜，决定绕过济南，继续渡河北伐。此事为日军探悉，日军用15厘米口径野战炮向党家庄轰击。中午，日军在占领张庄、辛庄营房及白马山车站等地后，即出动骑兵和坦克袭击党家庄，企图消灭南京政府首脑机关。第一次袭击失败后，日军又于夜间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双方相持至9日上午，北伐军不敌而退，日军遂占领党家庄，夺获行李辎重甚多。
　　5月8日清晨，日军开始用大炮向济南城猛烈轰击，并以飞机散发传单，勒令中国军队缴械。济南城内守军在卫戍副司令苏宗辙的指挥下紧守城垣，但奉令不得还击。中午，日军对全城实行总攻击。晚10时，守军退入内城。日军跟踪入城，用煤油在顺河街一带放火。在西北城墙和圩墙相接处，守军进行了有限的抵抗，9日晨，日军炮声尤密，城内弹如雨下。至10日晚，济南城已成一片瓦砾焦土，全城精华尽毁，中国军民死于炮火之下者达4000人以上。
　　11日晨，中国军队撤出济南，日军占领全城。中国百姓无辜被杀者不可胜计。
　　经日军血洗，济南市街犹如死城。据查在日军血洗济南的暴行中，中国军民死亡约6100余人，伤1700余人，财产损失2962万余元。
　　
　　
　　冀中根据地形成(1938年)
　　1938年5月3日，冀中军区成立。
　　1937年10月14日，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誓师抗日，改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至1938年4月，相继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至此，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平津、南至沧(县)石(家庄)路之间的冀中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并成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4月1日，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吕正操任主任。21日，冀中共产党在安平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由黄敬任书记；5月4日，成立冀中军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任纵队和军区司令员。
　　
　　
　　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重庆(1939年)
　　1939年5月3日，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日本陆海军决定联合轰炸重庆。3日中午1时17分，日机分两批各18架侵入重庆上空，沿长江北岸呼啸轰炸。当时彼炸的有大梁子、左营街、苍平街、都邮街、一牌坊、储奇门、太平门、商业尝神仙口、陕西路、西四街、朝天门、玛瑙溪等地。市区27条街道中19条被炸。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市区，顿时陷入冲天烈焰、滚滚浓烟之中。随着房屋的倒塌和燃烧，大量无辜的平民在炸弹和烟火中丧生。
　　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轰炸重庆市区，对都邮街、小梁子、夫子池、七星岗一带俯冲轰炸，使重庆中区成为一片火海。大火持续多日，水电设施均遭破坏，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未能幸免。整个市区精华毁于一旦。大轰炸后，遍地死尸枕藉，手、脚、头颅、腹脏等残骸，到处可见，电线和树枝上，也挂着残臂断肢和血衣破片，其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两次轰炸，使重庆市区房屋毁损4871幢，市民死亡3991人，伤2287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仅都邮街一带被毁的绸缎商店即达15家，损失布匹167200匹，全市37家私人银行有14家毁于战火。
　　5月5日，重庆《时事新报》、《大公报》、《新闻报》、《新华日报》、《国民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西南日报》十大报纸因日机轰炸，水电、交通及印刷发生障碍，奉军事委员会令，5月5日起一律停刊，暂由各报发行联合版，组织联合委员会主持其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东条英机(1946年)
　　1946年5月3日—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日本战犯。
　　依据《波茨坦公告》，莫斯科英美苏外长会议决定，1946年1月同盟国授权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宣布设置由美、苏、英、中、印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犯有危害和平罪的日本甲级战犯。4月对28名甲级首要战犯起诉。5月3日设置在市谷原陆军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追究自1928年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来日本的侵略罪行。
　　这次审判至1948年4月16日公审结束，判决28名被告全部有罪。除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在审判过程中病死，大川周明因精神病免于审理外，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本村兵太郎、武藤手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荒木贞夫、桥本次五郎等16名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徒刑20年，重光葵徒刑7年。
　　
　　
　　华航”货机事件获得圆满处理(1986年)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简称“华航”)的一架波音747F型货机，从曼谷飞返台湾途经香港时，由机长王锡爵驾驶转航大陆，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2人及货物100吨。王锡爵要求同其亲人团聚，定居在大陆；董、邱表示愿回台湾。当日，中国民航局致电台湾“华航”，请其尽快派人来北京，同中国民航局商谈“华航”货机事件处理方法。
　　台湾当局获悉后，蒋经国亲自处理此事，当夜即作出决定：不与大陆“正面直接接触”，“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全权处理”，“委请英国再保险公司索机，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索人”。
　　对此，中国民航局明确表示，“华航”货机事件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国际航空条例不适用这次事件，要求“华航”尽快派人来北京直接商谈，不必经过第三者；并于5月11日，再次致电“华航”，提出“华航”如觉来北京不便，主张何地合适，也可提出来商量；如“华航”仍不愿来办理有关接收事宜，则货机等不能迅速返台，责不在我。“华航”接电后，最后仍由蒋经国拍定，“决定与中共民航洽商”。12日，国民党12名中常委组成的“研究规划小组”，就此事进行了讨论。13日，由“华航”出面宣布：“基于人道立潮，决定由该公司驻香港分公司代表在香港与中国民航局“洽谈”解决货机问题。5月17日，“华航”和中国民航局在香港举行“商谈”。经4次会商，至5月20日就有关事宜全部达成协议，5月23日，两航代表在香港启德机场顺利完成货机等交接手续。
　　“华航”货机事件的发生和顺利解决，受到台湾岛内外各界的重视和关注。舆论界认为“两航”直接商谈圆满解决了“华航”货机事件，是对台湾当局“三不政策”的一次重大突破，“深具意义”。
　　
　　
　　卡内基·梅伦大学研制出无人驾驶汽车(1989年)
　　1989年5月美国匹兹堡市卡内基·梅伦大学的威廉·惠特克研制出一种无人驾驶汽车。这种汽车使用激光和声控联合装置使其能够像蝙蝠一样判断距离和障碍物。车上面的多镜头立体摄像机对前方的路面进行扫描，汽车根据计算机处理后的数据自动调整行驶速度和方向。
　　
　　
　　世界首创转基因水稻在安徽合肥市问世(1994年)
　　1994年5月3日世界首例转基因水稻在安徽省合肥市问世。这是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用本所在国际上首创的离子束介导法，与安徽省农科院联合攻关多年育成的。经检验证明，其外源基因在后代中遗传。这一重大突破为定向育种开拓了新路。
　　专家介绍，通过有目的的基因转移，实现物种定向遗传改良，是当今生命科学研究中热门的高科技领域。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是我国热核聚变和相关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主力单位之一，这个所科研人员80年代初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离子束生物育种方法，取得一系列成果，研究范围扩展到粮、棉及微生物等很多方面。
　　转基因水稻是这个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导师许智宏、余增亮、吴家道等精心指导下进行的研究项目。他们用低能离子束在种子上打孔，穿破种子外皮和细胞壁，再将选定的被转移物带有已知遗传特性的基因片断，用离子束整合到种子细胞的基因组中，从而使该种子具有被转移物已有某些遗传特性。他们育出的转基因水稻，经分子水平检测及多种方法检测，证明外源基因确已存在被测水稻基因中，并且该性状能够进行遗传。
　　据了解，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开始大规模开展离子束育种方面的研究。
　　
　　
　　卢浮宫名画再次被盗(1998年)
　　1998年5月3日是星期日，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照例向公众免费开放。参观的人群早早就在玻璃金字塔形的入口处排起了长队，经过安全检查后陆续进入馆内参观。
　　绘画厅画廊，长402米。下午2时左右，一名警卫突然发现一幅法国19世纪初期画家柯洛的名画《塞夫勒的道路》被盗。他立即向警察局报警。下午3时，卢浮宫的所有出口全部被关闭，每个参观者都必须接受搜身检查后方可离开。这天来参观的人特别多，检查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下午5：30，检查工作才结束，但失窃油画仍未找到。
　　据卢浮宫管理人员介绍，被盗的是一幅长49厘米、宽34厘米的风景画。从现场观察结果看，盗贼使用切割器将存画的玻璃柜挖了一个洞，再用刀将画布割下取走，只留下画框。小小的一块画布塞在衣服内很难被人发现。
　　卢浮宫的艺术品被盗不止这一次。1995年1月，某人用同样的方法在5分钟内将一幅19世纪的油画偷走。一周以后，一块17公斤重的石雕被人盗走。几天后，馆方一个匿名电话，才在卢浮宫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把石雕找回。1997年1月6日，一块公元前4世纪所刻的希腊石碑被盗。卢浮宫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名画被盗案发生在1911年。当时，一名意大利油漆工把达·芬奇的杰作《蒙娜丽莎》偷走后带回了意大利，他声称是为了物归原主。这幅世界名画两年后被找到，并送回巴黎。
　　鉴于卢浮宫艺术品屡屡被盗，法国文化部1998年秋天批准了加强展厅的保安计划。目前，约有1000名人员分三班昼夜看守着这座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由于慕名而来的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太多，平时每天8000人，免费开放的星期日高达3万人，艺术品被盗事件仍防不胜防，令法国政府十分头疼。
　　世界肖像绘画瑰宝《蒙娜·丽莎》失窃复得后受到特别待遇。它被嵌在双层防弹玻璃罩内，两旁还有警卫。这里是卢佛宫最吸引人的地方。

1875年5月3日 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
 　　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9世纪60年代，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入我新疆，建立起军事殖民统治，英俄争相利用阿古柏政权作为自己分裂肢解中国领土的工具，俄国甚至在70年代初悍然出兵占领伊犁；同时美日对台湾的侵略战争也相继发生。到70年代中期，中国西北边疆与东南海防顿形紧张，边疆危机严重。清政府内部在“海防”和“塞防”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同意见。李鸿章借口海防、塞防力难兼顾，公然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反对出兵收复新疆，其原因一是左宗棠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在统治集团中声望日高，淮系军阀要借此压抑他；二是李鸿章正筹备兴办北洋海军，要用海军来巩固淮系军阀也就是他自己的地位；同时，这也合于英国反对清军西征，以免它的走狗阿古柏复灭的企图。湖南巡抚王文韶等认为，沙俄威胁最大，主张“塞防”为主，以全力注重西北。左崇棠则认为海防、塞防两者并重，不可偏废。抨击李的主张是“自撤藩篱”。他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回民起义。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挺身而出，能以“边荒艰巨为己任”，不仅说明他着眼全局，目光远大，而且具有平叛乱和反侵略的双重意义，因而得到国内爱国舆论的支持。清廷权衡利弊，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3日任命他督办新疆军务，出兵西征，收复新疆。

1901年5月3日清政府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1901年5月3日，奕匡、李鸿章电奏，各国索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清廷当日诏饬各督抚合力通筹。并为赔款事发电旨三道：一、命奕匡、李鸿章与各国议减银数，展宽年限；二、著刘坤一、张之洞悉心筹划，妥筹的款；三、令各省督抚剔除中饱，涓滴归公。
    5月7日，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赔款问题。会后，正式向奕匡、李鸿章提出要求赔款之照会。照会称：“直到七月一日为止，列强所受损失的总额共为四亿五千万两，如果联军的占领延长到那个日期之后，这笔款项将大力增加。”“各国全权代表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正式保证他们承认对这笔款项所负的责任，并且要求他们把中国为清偿这笔债务而打算采取的财政措施通知各国全权代表。”
    5月11日，奕匡、李鸿章未经朝廷同意，即照会各国公使，表示接受45000万两赔款总额，并提议自本年7月1日起，30年内还清，至1940年12月31日止，每年偿付1500万两，不计利息    5月26日，清廷电谕奕匡、李鸿章，同意“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以便迅速撤兵”，惟望宽展年限。

1913年5月3日善后借款案在国会引起混乱
     1913年5月3日，国会讨论大借款案。5日，代理总理段祺瑞出席答复质问。在议员据理诘责下，段无言对答，他表示：“政府对于此项借款案手续实欠妥贴，而其不得己之苦衷，尚乞诸君曲为原谅。”谷钟秀提出动议：“对于借款并不反对，惟政府违法签约借款，咨谓查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议长汤化龙将谷的动议交付表决，以229人赞成的多数，通过了谷的动议。
    7日，副议长陈国祥主持众议院会议，进步党议员借口5日动议有弹劾政府性质，需要三读通过，国民党议员反对，双方发生争执，相持不下。国民党议员要求议长将5日表决咨达政府，议长借口咨文要向议院报告，而议院人数不足，无法报告。谷钟秀登台大骂“亡国议长”，有议员扳下议席上墨盒向陈国祥掷去，议场秩中大乱，几成武斗，会议一哄而散。
    8日，袁政府向两院发出咨文，要求承认大借款。咨文说：“值兹财政艰窘，国际债权催逼更甚，借款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定。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进步党议员以不出席会议来对付国民党，使议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议。善后借款案在国会搁浅。
 
1926年5月3日 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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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办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旧址：番禺学宫（原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42号） 
　　１９２６年５月３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共设２５门功课。主要讲授革命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此外还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农民运动研究会，指导调查和探讨农运实际问题。本届学员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全国各地从事农运工作，为北伐战争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8年5月3日 日本制造“济南惨案”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大举向山东济南进攻，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端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出兵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图统一北方。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害怕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侵犯它的利益，就借口保护侨民，把军队开进了济南，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北上。
　　5月1日，蒋介石的军队一开进济南，日本军队就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3日，日军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中国军民在马路上行走时，在商店里买东西时，甚至在澡堂里洗澡、在理发店里理发时，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还唆使日侨义勇团，杀害平日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货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一时间，济南成了日寇屠杀中国军民的杀人场。
　　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本军队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无理地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和其他17位手无寸铁的外交人员进行捆绑毒打。蔡公时虽然当即向日军说明了身份，但日军却毫不理睬，用刺刀逼迫他们跪下。蔡公时用日语抗议，日军大怒，将他的耳朵和鼻子割去。蔡公时坚持民族气节，怒斥日军暴行，日军又将他的舌头、眼睛挖去；并对其他人也百般蹂躏。最后，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余的人全部被日军杀害。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这次“济南惨案”，日寇杀死中国军民6000多人，伤1700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抵制日货的怒潮随即席卷全国。蒋军官兵对日军暴行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但是，当时在济南城里的蒋介石置同胞死活于不顾，竟下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还击”。
　　第二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济南惨案”协定，规定南京政府负责保障日侨生命安全，日军于两个月后全部撤退。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屈服，“五·三”惨案就如此草草了结。

1938年5月3日 冀中根据地形成
     1938年5月3日，冀中军区成立。
    1937年10月14日，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誓师抗日，改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至1938年4月，相继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至此，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平津、南至沧(县)石(家庄)路之间的冀中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并成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4月1日，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吕正操任主任。21日，冀中共产党在安平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由黄敬任书记；5月4日，成立冀中军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任纵队和军区司令员。 

1939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重庆
        1939年5月3日日军轰炸重庆，景象惨烈，死伤六千余人图.
        1939年5月3日，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日本陆海军决定联合轰炸重庆。3日中午1时17分，日机分两批各18架侵入重庆上空，沿长江北岸呼啸轰炸。当时彼炸的有大梁子、左营街、苍平街、都邮街、一牌坊、储奇门、太平门、商业场、神仙口、陕西路、西四街、朝天门、玛瑙溪等地。市区27条街道中19条被炸。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市区，顿时陷入冲天烈焰、滚滚浓烟之中。随着房屋的倒塌和燃烧，大量无辜的平民在炸弹和烟火中丧生。

1946年5月3日中共谈判代表团抵达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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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李维汉、董必武、邓颖超、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 
        1946年5月3日，鉴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廖承志以及齐燕铭、童陆生、王炳南、《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等及随员共45人由重庆飞抵南京。周恩来一下飞机立即发表讲话，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当晚，周恩来举行在南京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重申-中共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即应首先实现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
        4日，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马歇尔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部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由北平直接飞汉口。当晚，马歇尔告知，徐永昌同意去中原调处。5日至10日，周恩来和宋时轮等同徐永昌飞抵汉口，与徐永昌、白鲁德会谈，要求尽早将被国民党包围的6万部队撤出。10日，3人军事小组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签订停止中原冲突的协议。为贯彻执行协议，增设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同时电令北平军调部、武汉行营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转令长江以北各部队实行。

1946年5月3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战犯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由于这次审判在东京进行，所以又称“东京审判”。
　　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召开会议，规定盟国驻日本最高统帅应执行一切必要措施，以使“日本投降及占领和管制日本”诸条款(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得以实现。随后，经过中、美、英、法、苏、荷、加、澳、新9国数次外交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将日本首要战犯交由9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在印度和菲律宾也加入后，国际军事法庭便由这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公布了内容基本上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相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这一宪章，由上述11国各派法官1人，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各派检察官1人，组成检察官委员会。澳大利亚代表韦勃爵士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美国律师季南担任首席检察官。同年4月25日法庭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规则》。根据《法庭宪章》规定，所有被告均可以自由选择辩护律师。事实上，各被告都由美国陆军部配置美国籍义务律师各1人。此外，各被告也自聘日本律师帮忙抗辩。在人证物证俱全之后，1946年4月29日，检察官委员会正式向法庭提出对28名战犯的公诉。起诉书共提出55条罪状，控告其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罪行。
　　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3页。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宏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岳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被判处绞刑；荒木真夫、小矶国昭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2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3年。然而由于美国的包庇，一些在侵华战争中犯有血腥罪行的日本重要战犯，仍得以逍遥法外，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的责任被减轻，天皇的责任则根本未被追究。尽管如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还是在客观上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一定程度的打击，同制裁德国纳粹分子的纽伦堡审判一样，它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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