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怎么办？
   余秋雨先生在其【山居笔记】的自序第九小节【马六甲海峡】中，
写到：茫茫烟云间总有一些神秘的微波在颤动。这颤动来自西安，
来自新竹来自圣塔芭芭拉，还是来自纽约唐人街伦敦华埠？不清楚。
   其实，余先生已借白先勇先生的口回答了“微波颤动”这个问题：
“······2019年以前，中国会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这个
运动如果成功，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衔接、通电后
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之诞生。您的书风行华人世界，不是偶然，我猜想
许多中国人也在思索我们的文化问题，您的书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
强烈共鸣，如暮鼓晨钟，敲醒了大家半休眠状态的文化意识。”
   余先生又说：“······每座城市的华人要求我讲的讲题，
永远有关中华文化的命运和前途，静静的忧伤，隐隐的期盼，浮现在
所有听讲者的脸上。”
   改革开放，目的在于振兴中华。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得到了突
飞猛进地发展，国力日隆。文化呢？回首望去，我们经历了三千年的
封建农业文明（这是一个过度成熟的文明），又经历了三十年的文化
禁锢，近三十年才算有了一些活泼迹象。
   白先生的预言可靠吗？我们要不要对我们的古老文明进行一番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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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还缺少什么？

跨世纪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锻造新文明 　　记者：新世纪、新阶段，文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化学者，你也经常就跨世纪文化发表观点与对话。可否请您就跨世纪文化发展趋势及其历史使命谈谈看法？ 　　余秋雨：走近新世纪，文化确实倍受人们关注。每个人都在想，但我认为还想得还不够多、不够深。作为跨世纪的人的那样一种体验还不够强烈。老实讲，我很怕我们在迷迷糊糊当中就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而这个门槛上我们的前辈曾经期盼过，而很多后人也会回忆这个门槛。如果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人漠然不知,变成当局者迷,那就非常遗憾.尤其是作为文化人,失去了文化的敏锐性和自觉性,那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 　　所谓世纪,是在近代出现的以百年为周期的一个历史节奏.中国在17世纪时就开始进入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最激烈的一次冲撞.其实游牧文化在元朝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中原大地和农耕文化对峙、融合，但融合得不够理想。到了17世纪，关东一带以沈阳为基地的一支游牧民族的有生力量，冲过长城，冲向中原，用军事的方式让两种文明组合在一起。开始是血淋淋的，到18世纪的时候就融合得非常漂亮了。最高潮就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两种文化的组合使中国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达到了最辉煌灿烂的高峰——康乾盛世。中华文明也达到了那时前所未有的繁荣，国势也变得异常强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西北边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游牧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农耕文化智慧的哲学组合在一起，力量便强大无比。因此，乾隆成了清朝甚至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而乾隆又恰恰死于18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在18世纪的最后岁月，中华文明遇到了第三种文明，即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海洋文明。从而也留给了19世纪长期的中国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我们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末，中国涌现出了那么多思想者，说明人们在思考，我们怎么跨进20世纪？想来想去，大家认为20世纪应该是一个雪耻的世纪，要自立自强，把19世纪的落后与屈辱翻过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取得了很好的战果。特别最近20多年来，呈现出数百年历史的最好时期。我们中国人特别要在世纪之交作些清醒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其他领域不同的使命，就在于它要在时间和空间上作出最大的跨越，要把几个世纪的历史，把非常辽阔的空间联在一起思考.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还缺少什么?  　　记者：那么我们现在的文化、文学艺术要走向世界，到底还存在哪些障碍，还有哪些方面和国际社会或者说和明天难于沟通呢？ 　　余秋雨：第一，缺少善良，或者说“大善！。“我们都很善良”，人们时常这样说。其实我们民族艺术的内核，缺少的正是这种大善的品质。因此很难广泛地感动人，很难广泛地传达出这个民族精神的高贵之处。这话说起来似乎很土、很浅。但这实在是个很严肃的话题。我们以上演的影片《泰坦尼克号》为侧，它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巨额投资和精心制作，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传载着一种无可掩饰的善良，为人所感动。文艺复兴时，包括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些宗教画都能在世界美术史上享有较高的位置，也是与它所传达的这种人性的圣洁关系密切。而我们现在的许多人都过分地注重“术”而远离“道”，书摊上的“驭人术”、 “拍马术”甚至“欺骗术”……日益增多，那样很危险。时间越长，我们就会期盼越愈烈：什么时候，能让那些跨越时代、国界、人种的大慈大悲大善良的中国精神能在我们的艺术作品中出现，带给人由衷的震撼。第二，缺少生命承受的边缘性考验。 《泰坦尼克号》之所以能产生轰动效应，除了至真至善之外，还因为它让生命接受了边缘性的考验。而我们的艺术思考则往往不是这样，而是要塑造一个理想性的人物，就把几种品质、性格堆积于他，去拼命的定位、修饰，而很少把生命放在边缘状态去考验。那种把形象放在荒原之上，离开了房屋、清泉及任何可以依存的东西，发出最后的生命的呼号，这种艺术和艺术家不多见。1996年，我利贾平凹去新疆，在乌鲁木齐，他说他被震撼了，被站立在荒漠中的胡杨树所震撼。胡杨树在那种没有水的地方能活上几百年；树死以后又可站立几百年不倒；躯体倒下了，又可以几百年不腐烂，这种令人心动的生命状态在我们的文艺、文学作品中太少了。理想范本太多，生命体验太少，能身临其境，不畏艰险地去体验生活、体验生命的人太少了。同样是看苏东坡，我在图书馆里、在家里看和到流放的现场去看，感觉完全是两个样子。只有让生命接受边缘性考验，才能出现惊世的人作。第三个差距就是，作品的实用追求超过超越追求。实用并非是指急功近利赚钱。我经历了灾难，就把灾难表述出来，这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占很大比重，这在别人看来就是一种实用艺术。而没有把这种经历蒸馏、升格。没有达到超越的地步，对于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人来说，只能是过眼烟云。而艺术最终是一个超越的符号。第四个差距就是不论文学、美术还是其他创作，笔墨趣味超过原创意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那种让人身心为之震动的作品。因此我要说，在下一个世纪的创作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人类的关爱，让生命去承受这种边缘性的考验，在考验中能获得一种超越，在超越中保持一种原创精神，那么在21世纪的不久，中国不论在哪个艺术领域，都将会出现真正的大作品，可以传达我们祈盼已久的中华文化尊严的传世之作。   　　21世纪中华文化将再现辉煌 　　记者：请您谈一谈21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前景。 　　余秋雨：我已经提到，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在没有大家、大作出现的时代，我们只能采取积极的等待，真正的等待具有很高的标准，也只有那种带有巨大希望和严格标准的等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等待。只要我们对这种等待持大爱的态度，那就等于关爰了艺术得以滋生的土壤。记得白先勇先生6月12日的来信中写道“我觉得20世纪已到尾声，世纪初那一批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的质疑、抨击，所提出的林林总总的改革方案，直到现在似乎仍没高一个肯定的答案。台湾的许多问题，其实是文化问题。大陆上的文化问题我看也严重得很。我一直觉得，也一直希望，下一个世纪，中国会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这个运动如果成功，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衔接、通电后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之诞生”，我也坚信，只要我们等待、呼唤、关爱艺术得以滋生的土壤，精心搭建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第四座桥”，21世纪开始不久，中华文化将出现一个奇迹的飞跃，让我们共同期待着。

谢谢版主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