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系列小说之一
极地之光
在那些高楼的废墟里，扒出了很多死的尸骨和活的生命。
三十年过去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当我开始写下这些挽歌的时候，我的心又紧缩在一起。因为他们曾经是鲜活的生命，鲜活得马上就从废墟中跳起来，唱起来。但是，他们却在生的憧憬和死的必然中挣扎，而束手的我们，陪着他们走过了从地狱到天堂，从已知到未知的全过程。
现在，我又站在了他们跟前，有一种亵渎的不安笼罩了我。似乎，我是站在上帝面前，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朦胧的畏惧……
“啊——”
他姓薛，一条四十多岁的壮汉，一个建筑工人——属于那种农民身份的临时工，叫“副业工”。他和他的伙伴们为唐山市竖起一幢又一幢大楼。就是在这幢即将告竣的大楼上，他付出了智慧、汗水、鲜血以至生命，是的，他毁在自己的作品里。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与自己的作品同归于尽？不是的。作者可以死去，而作品应当永生。然而在地震中遇难的建筑工人，无一例外地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作品。
地震发生时，他从自己睡着的三楼铺板上一下子跳到朝北的窗口，双手扒住窗台，右腿也登上了窗台，头已经伸到窗外，而且他全身的肌肉和神经都已经收紧了，只需它们的一弹，他就会从地狱到可能的天堂。当然，那一弹也许会摔死，摔残，也许和我们一样，在这里进行着苦涩的回忆。也许只差一秒，零点一秒……
然而一切都停止了。
一切也许都会发生，但他没有也许。
留给他的只是必然和超越必然的自由——一条混凝土大梁斜着劈下来，一头扎在楼板上，一头砸在窗台上，那里有他的右膀右臂和他刚刚攀上窗台的右腿。
“啊——”他没有呼救，没有喊疼，只有这一声长嚎，像一只被夹住而又不能脱身只有等待猎人去分割的狼……
“啊——”他又开始了呼叫。不知是在呼唤生，还是在呼唤死。然而无论是生是死，它们都如此吝啬，谁也不肯近前给他一个了断。是啊，生与死正在交融、冲突和分裂，它们正在做交割的手续……
天渐渐亮了。当爬出和被扒出废墟的人开始集结的时候，才真正听到了头顶上的“啊”，才发现那窗口中的生命。他像被镶嵌在镜框中的照片，镶嵌在一个固定的纹丝不动的地方，高高地悬挂在墙上。
两个没受重伤的年轻人冲进这座并没完全倒塌的楼的框框里。他们爬上斜冲下来的楼板，又沿着那条罪恶的大梁往窗口爬了几步。忽然大地又抖动起来，大梁也开始晃动，南面残存的断垣残壁也“哗”地坍塌下来，下边犬牙交错的废墟也开始呻吟起来。他们抱住大梁，在离他三米远的地方看着他：他们无法从那几吨重的大梁下把他解放出来，即使赔上他们两人的生命。
“啊——”他似乎感觉到身后的同伴，他在向他们诉说？向他们道谢？向他们道别？而他的同伴只是又看了他一眼，退下去了，在马路中间远远地蜷缩着，不时抬头望一望他。后来，他们就不肯再望他，只是望着他这边铅一样的天空，用眼角的余光瞥他一眼。那悲哀是无以名状的。有人搬起楼板碎块，向那堵镶着他身体的、唯一直立的墙砸去，一下，两下……
“啊——”间隔越来越长，声音也越来越弱，然而却是固执地在这个空间冲撞。是愤怒的吼声？还是无奈的叹息……
“啊——”像是呵出的一口气。它融进灰蒙蒙的云团，化作丝丝细雨。是灵魂对躯壳的厌恶和反叛？还是灵魂对躯壳的依附和臣服？
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非理的。在生与死变成一团混沌的时候，在灵魂与躯壳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时，还有什么哲理性的思考！
他到死留给我们的只有这单调的“啊”。
最后，他的嘴动了动，但没有了声音，一腔热血从那里喷出来，从三楼北面的那堵孤零零的墙壁的两米见方的窗口，顺着那堵多余的墙壁一直洒到地上，墙壁上出现了竖排的血的一个大惊叹号又一长串省略号。
他只给我们留下了那单调的“啊”和普通的人人都有的血。他惊叹了生命的脆弱和大地震的惨烈，他省略了生命中的豪放、壮烈、疑惑和悲哀。然而他唯独没有省略我对他深深的敬意和朦胧的畏惧。
他真正意义上的劫后余生共三小时又十二分钟。比起他四十一年活着的时间，这三小时又十二分钟是他生命的巅峰，那一丝不动地搏击是那样的峭拔、那样的壮美，那样的短暂，又是那样的漫长！
在傍晚那场7.1级的余震中，他曾寄托生又趋向死的窗，连同他和伙伴们精心砌筑的那堵孤零零的墙，以及支撑他度过三小时又十二分钟的全部热血一起崩塌了，他也从镶嵌着他生命的镜框中跌落下来。人们发现，他的右膀、右臂的上端，右胯的右腿膝盖以上，仅仅像纸剪成的一片，然而他就是用一半的立体加上一半的平面向着苍穹、向着大地、向着活着和死去的人呼喊了三小时又十二分钟！生命是如此不堪一击，生命又如此坚硬。
二哥
像一株小草，在乱石的夹缝中露出头来，拔出躯干，伸出小手，向着阳光雨露，诉说着自己的企盼，轻轻地唱着属于春天的歌。所不同的是，小草下边的躯体虽然是扭曲的，但它们是活着的。而他的下身却已经被魔鬼的磨坊碾得粉碎。小草的根牢牢地扎在土地上，而他不知道自己的双脚在什么地方，它们完全背叛了他。他没有说话，更没有唱歌，只是把双手放在前面斜插下来的楼板上，头微微地前倾像在深思默想，也像在伏案疾书。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活着的我们发现了他──二哥。
“二哥，你怎么样？！”他是全公司的二哥，无论男女老少，包括公司经理在内都这么叫他。我刚到公司时觉得奇怪，曾问过别人，他们也说不清楚。
“还有几个？”二哥的头轻轻地动了一下，低声问。
我回头数了数：“受轻伤的五个，扒出来的重伤三个。”
“这会儿你们听我的。”他把头抬起来，我们刚好看到他煞白的脸，它被他支在前面的楼板上。他低低的声音中透着一股逼人的蛮横。
他是一个“壮工”。建筑施工企业中的瓦工、木工等技术工种都被称为“技工”，而“壮工”，顾名思义就是“苦力”，是“小”工，是干搬砖、推车等等粗活的角色。壮工的工价比较低，一般为二级工，而技术工种最低的也是三级工。但是他是那种被称为“三级壮”的壮工。全公司八百多名壮工中只有三个三级壮工，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八级工资制的时代，工资等级不仅与技术相称，工龄相称，而且与政治也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因此，在他面前，我这个团支部副书记就显得稚嫩和无能。
“我们先把你扒出来？”我说。
“别扯淡了！”他甚至咧嘴笑了笑，说出了他常说的口头禅。
“你，”他指着我。“带俩工友再给我搜一遍──要大声喊，召唤名字，看有没有响动儿，有的话能救就扒，不能救就告诉他别着急，工友们很快就来救援，小心安全！”
我答应了一声，在那四个人中挑了两个身体好的，准备再仔细搜寻一遍。
“别扯淡了。给我留下个没伤着的。”他嘲弄地看着我，眼睛甚至闪着狡黠的光彩。我赶忙把身边的一个工友向前一推。
“你立马儿回公司。说咱们这里轻伤五个，重伤三个，在楼板里压着十四个，快派救援队伍来！注意，一要快，二要带好工具，能够的话，最好把吊车开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二哥……”
他摆了一下手。
“ 从食堂找辆自行车。”我们怎么没想到，临时搭建的食堂离楼一百多米，那里的临时简易房就是坍了，小伙子一拱也能拱出来。
“你，”二哥指着另一个三十多岁的瓦工说，“你看护伤号，先到食堂那去一趟，估计茶炉倒不了，里边有水，想办法弄点水来，给伤号们饮饮嗓子，别多给！”
都分派完了，二哥往后一仰脖子，头向后垂着，显然他累坏了。我找了块砖，垫在他的脑袋下面。
“是薛师傅吧？”他轻声地问我，又向一声声嚎叫着的那边努努嘴。
“是。我们试过想救他，可是那个大梁……”
二哥闭上眼，轻轻地点点头，像自言自语地说：“让他喊吧！挺难受哇，挺……”后边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
我们开始分头行动。因为是理智的行动，我们有目的地在可能有人的废墟上吆喝着，又扒出一个重伤、两个轻伤。就是说，整个工地还有十一个弟兄埋在废墟里没有声响，包括一名工程队队长和一名技术员。
不到八点，距离二十多公里的公司来了一辆卡车，弟兄们有二三十个。我迎了上去。公司副经理问我：“二哥在哪儿？”其实他可以称得上二哥的上一辈。
我们把他领到二哥面前，发现二哥简直够得上神采奕奕。
经理附下身：“二哥，谢谢你！”
二哥的脸一下就红了：“别扯淡了！”
“先把二哥扒出来！”经理指挥着。
一块楼板倾斜着从前面插向他的胯部，另一块楼板又横着挤在他的腰部，他的右边、左边都是砖头或混凝土碎块。我们感觉到前边倾斜的楼板是他的主要危胁。于是十几个小伙子有的用绳索将楼板栓牢准备向外拉，有的拿起撬棍站在楼板两侧准备撬，我和另一个弟兄爬上楼板另一端准备往下压。一切都准备好了，二哥微笑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在上演一出喜剧，与他毫不相干。
副经理喊着号子：“一、二、三！”
随着大家一齐用力，楼板挪开了，只听二哥叫了一声：“别扯──”
他的头垂在胸前，脸蜡黄蜡黄，死了。
等我们扒出他来，发现他的腰部以下，大腿以上已经是扁扁的，血肉模糊。
在后来的“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二哥被命名为烈士。公司书记在讲话时，流了泪。他说：“二哥的事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具体体现，是山崩地裂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抗震精神的集中体现……”
我和大家一样含着眼泪使劲地鼓掌。
我的一个神神叨叨的、曾经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当过积极分子的工友对我这样评价二哥：“古人说：‘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二哥就是大仁大义者，凭着一股浩然之气支撑着，向着死亡挑战……”
我茫然地点着头。
公司医务室的“赤脚医生”后来解释说：二哥的腰椎以下全部被楼板、大梁等物给挤压着，血液在半身循环，心脏能够维持跳动，就是说，他可以暂时地活着。等你们把楼板搬开，血一下子流向下身，但无法再回来了……
原来是这样。
二十多年后，一个公司的老朋友和我说起二哥，我们仍很动情。后来他说：“你真不知道为啥叫他二哥？二哥就是'二头'。”见我还不明白，他大声说：“就是二百五、弱智、傻子！”
我的眼前一片混沌……
诞生
我手头上有这样一张照片，正像你也许曾看到的那样：在帐蓬里，一位刚刚生产过的年轻母亲，平静地躺在床上，眼睛里露出安祥又像是沉思的神色。一位头顶红星的天使审慎地注视着手中注射器里的气泡，另一位正口对口给窒息了的新生儿做着人工呼吸一切都显得那么恬淡、平和，还有透过画面的伟大。我们感谢这位摄影师给我们留下这珍贵的一瞬，我们感谢那两位解放军的白衣天使以及所有在唐山废墟上度过日日夜夜的天使们。
我的这位工友却没有她那么幸运。她是下乡知青。为了等着回城，坚持着没在农村找对象。二十八岁时安排到我们这个建筑公司当焊工，急急忙忙地就找了一个比她小两岁的瓦工结了婚，又急急忙忙怀孕，在三十岁上又急急忙忙地要生产。一切都显得匆匆忙忙。一切都没有，也来不及选择一样。
她娘家在唐山市里，父母亲就在临产前让她休假，住在她父母家，大地震发生前一天晚上住进医院。妇产科大夫说：产妇年龄偏大，且胎位不正，需要剖腹。手术定在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当把自己交出去后，一切都显得不急不忙、有条不紊起来：该检查的检查，该化验的化验，该吃的就吃，该喝的就喝，该干的就干，该等待的就必须等待，当然该诞生的也应当诞生，该死亡的就必须死亡。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如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露，冬天的雪一样分明、正确，波澜不惊。
然而，地震了，生命所必须的一切都要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她所在医院住院部大楼彻底坍塌。她和腹中的胎儿都被砸在废墟里。
当我们频频使用“彻底”这个词汇时，可能只有我们──经过大地震的人们对它才有真正的理解和彻骨的体认。
清晨，她的父母来了，他们就住在离医院很近的地方。他父亲年轻时是市里不错的长跑运动员，有一个早起跑步的习惯。
那天早上他已经起来了。地震一发生，他就冲出屋子，待停下后，他就开始扒老伴。他们住的平房虽然坍塌，但他很快就将老伴扒出来。老伴也只是腿上受了伤，能一瘸一拐地随他到只隔着一条马路的医院。他们在医院住院部大楼的这片废墟上辨认着、寻觅着、呼唤着。母亲最先听到了女儿地下的回答，那应答显得十分遥远和飘忽。他们趴在废墟上呼唤、谛听，一处、两处，终于找到了女儿所在的最近方位。
“孩子，你怎么样？”“我没碰着。”“你姐呢？”“在我脚旁边，她不行了。”“孩子你要挺住，我们这就叫人救你！”她母亲跪在那里，从她的旁边向身后甩可搬动的砖头和混凝土碎块。她父亲跑到在附近工地向我们求救。此时，我们刚在二哥的指挥下完成了工地上的搜救。我们带来了锨、镐、钎、锤和绳索。生命将要在这里再生，在这里高歌，在这里迸射异彩。
母亲的扒运没有白废：碎砖清理出去后，眼前出现了几块相互顶住的楼板，中间夹着几块碎砖，但母女间的问答更清晰了。母亲疯狂地用手抠挖着那几块挤压在一起的碎砖，终于出现了拳头大小的洞口。
“你在哪儿？”“妈，我在这儿，我看见亮光儿了。”“孩子，你要挺住！”“哎──。”
也许你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时，忽然生的大门一下子向你敞开，你只需站起身来扑向门口。这时，你会是什么心情？你会觉得天空是一种透明的蓝色，阳光是慈母一样的温和，风是细细的波浪托着你、裹着你，连地狱也显得可爱，魔鬼也显得温柔。她此时的心情想来也会如此。
通道被扩大着，希望被扩大着。碗口大小、脸盆大小，可容身体爬出了。一个工友爬了进去。“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只有两米左右的距离。但两块楼板交叠着封住了洞口的大部，这位工友不得不退了回去。退和进，竟完全取决于造物对废墟的设计。人可以设计建筑物，但不可以设计废墟。从废墟的上边打洞显然不行，面对现代建筑文明标志的混凝土，我们手上的工具无异于回到旧石器时代，而且对下边的人会形成一种震灾以外的危险。我和我的同伴们轮留地用锤、用钎在通道里开凿着，像愚公之于王屋和太行。
母亲在洞口旁守护着，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洞口。“妈──，我渴……”女儿在呻吟。有人找来一截木棍，把随身带来的水瓶捆绑在木棍的一端，再小心翼翼地递到洞的深处。人们听到她咕咕的饮水声和喘息声。开掘在继续着……突然余震袭来，大地又一阵错动，废墟中的一切都更加紧密地集结。楼板、砖块、杂物在互相撕咬、啮合，洞口一下子变小了。
“妈，妈──！”凄厉的哀嚎从废墟中冲出，母亲一下子倒在废墟旁。“孩子，我在这儿，妈守着你，妈哪儿也不去。”母亲声泪俱下，唤着女儿，女儿的学名，女儿的乳名。余震过后，人们继续扒挖。洞里始终有声音，像呻吟，也像喘息。后来听到洞里叫了一声“妈，孩子……”，就再也没有声息了。她的母亲当时就在洞口旁边晕了过去。
她终于出现了。她在墙角和床脚中倚着，床铺的那半截塌下来，楼板斜着落下来，到她的头顶却被什么挡住了。属于她的，只是她蜷曲着壮实身体的那个空间。她半蹲半坐，头垂在胸前，两手像铁钩一样伸到自己的下身，身下血水已凝固成紫黑色，一只小手从她下身伸出来，像在打召呼，也像在道再见。
啊！我浑身颤抖。我想大声诅咒：既诅咒大地也诅咒苍天，既诅咒社会也诅咒自然，既诅咒生存也诅咒死灭，既诅咒上帝也诅咒撒旦！！我又看到了那张照片。假如她像有的产妇那样早几天，假如她像这位产妇那样晚几个小时，假如……
唉，诞生和死亡从来都没有假如。
“不！”
火车站站台上的水泥板滚烫，塑料凉鞋毫不迟疑地把热传导到脚上，而太阳还在变本加厉爆晒。
到处是伤员，间或就有几个被抬下站台扔到北边的小树林里──那露天的坟墓。一阵阵恶臭冲入鼻管，令人作呕。但人们还在向这里集结，伤员还在向这里集结，尸体也还在向那边堆积。
我挤上一节停下来的车厢，希望从那里给我在水泥地上煎烤着的伤员寻找一丝阴凉，但是那里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而且，那里的空气已经饱和了腐肉那种特有的咸腥的恶臭。我退下来，指挥着人们用竹竿、苇席，在站台上搭了一顶小小的也算是很奢侈的凉棚，把我单位的那位伤员抬进去，安顿了，不理会哪个单位领导的哀求，也不理会他们又挤进几个伤员，我只关注他──我的师傅，我将送走的伤员。
我的师傅五十一岁了，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占据着凉棚中心。据随去的公司大夫说，他的肋骨断了，肺刺穿了，可能还刺到了肝脏，本来就魁梧的他，上身浮肿得已经变形。
他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吭，如果不是偶尔费力地抬起眼皮，木木地看我和师娘一眼，早就被抬到小树林去了──管这事的治安人员已经光顾我们两次，都被我骂跑了。
他嘴角开始浸出黑色的血，我用纱布蘸水轻轻的给他擦着，师娘在他头前用破报纸轻轻地轰着苍蝇。挤进来的伤员一个在叫，一个在呻吟，我嫌恶地瞪了他们一眼，他们的家属赶忙伏下身来安抚他们。
他还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不知过了多久，凉棚外有人惊呼：火车来了！然后是嘈杂一片。我赶紧向那位大夫使了个眼色，一前一后抄起担架。
他忽然动了一下，眼睛一下子睁开了，亮晶晶地看看我，又看看师娘，嘴里连着吐着两个“不”字。我忙附下身：
“火车来了。到外面就治好了。”
“不！”
然后，他长吁了一口气，嘴角抽动了一下，就又不动了。
要不，先等其它伤员先上，我们呆会儿上。师傅怕我们挤呢！
师娘看看我，没说话，又拾起破报纸，轻轻地轰起苍蝇来。我焦急地听着外边的动静，觉得不那么嘈杂了，就低下头来叫我师傅。但他不答应，仍然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大夫走到跟前，摸摸脉，又翻开眼皮看看瞳孔，然后轻轻地说：
“他，不行了。”
师傅是好说好笑的人，我虽然有点怕他，但也敢和他说笑。这么长时间，他怎么一声也不吭呢？跟他说话他不语，那么重的伤不呻吟，仅在运伤员的火车来了他才说了一个字“不”。也许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伤势，与其扔在半路的什么外乡，还不如葬身在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里，是吗？也许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体悟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和死有哪些区别，有哪些联系，是吗？也许他像某个哲人想的：攫取自由即或再度激活痛苦，赢得自由却可以减少那种用失去自由招致的更大痛苦。是吗？
我没有流泪，师娘也没有流泪，但我们没有把他抬到小树林，而是找了一个排子车，把他抬到车上，师娘坐在他身旁，我骑着自行车拖着排子车，走了三十多里路，来到燕山脚下师傅的家，把师傅安葬在他父母的脚下。
[多余的话：
这四个人物都实有其人：第一个绰号“刘二豹”，就是现代京剧《杜鹃山》里面的一个小人物，可能也是个反面人物。我跟他只有一面之交，给我的印象是朴实而又没心没肺的那种。一个被工地上所有的人称之为“刘二豹”的，说明这个人不是很在意什么的人。第二个是个工程大队的队长。他没有那么多“壮举”，只是说了一句：“先别管我，看看弟兄们”这样一句话。但只这一句话也折射出他的人格。我将他的事迹移到我的一个姓郑的工友。那位姓郑的三级壮工，在地震后指挥着一百多名工人在夜里九点钟时，将摇摇欲坠的县委大门楼拉倒拆平。平时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然像将军一样指挥若定，他身边当时有公司的领导、大队、小队等领导不下十余人。然而他却觉得他们不行，就跳出来指挥，无论上上还是下下都觉得很自然。当然过后，他还是去当他的壮工，领导也还是去当领导。那原因就是又到了“正常”。第三个虽然不是我的工友，却也是我很熟悉的下乡知青，一个热爱生活又很有激情的青年。第四个是唯一从我身边死去的伤员，也就是我亲历的一段事。他是一个六级瓦工，高大魁梧。当然到死他也没吭一声。
在大灾变面前，人们好像与平时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不知道人们在大灾变中特别是在生死两极之地，什么人会有怎样的能量释放出来——那是灿烂的生命之光、极地之光。而这些足以构成我对他们永恒的记忆。
我知道，我写的这篇东西严格地说不是小说，它更像是散文或报告文学，所以还把它算在“小说”里边，是因为它还有虚构。我也知道，在写它的时候，我无法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到超然物外的状态，于是它被我的情绪笼罩着，只不过第一篇更为浓烈，最后一篇稍稍冲淡一点而已。
ffice:smarttags" />2006年10月2日整理后记]
